李桂松: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三)
  日期 2026-11-2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云阿云智库●大国关系研究院  

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

导读:以2026年9—10月欧洲17国骚乱为切入点,纵向追溯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1524—1525年德意志农民战争,横向嵌入俄乌战争、中东战事、俄欧对抗风险、亚太紧张构成的“多重冲突活跃期”背景,探讨“轮回”命题的解释力与限度。报告全文3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1月2日星期一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报告提纲

《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

总目录

导论

第一章2026年欧洲大骚乱的现场与全景

第二章直接诱因:民生压力的结构性累积

第三章深层结构:治理赤字与合法性耗散

第四章历史回响之一:1789年法国大革命

第五章历史回响之二:1848年欧洲革命

第六章历史回响之三:前近代底层反抗传统

第七章轮回的机制:一个分析框架

第八章比较中的特殊性:2026年不是1848年,也不是1936年

第九章地缘冲突与国内骚乱的交互机制

第十章治理出路与“轮回”的打破

结语

附录

第二章

直接诱因:民生压力的结构性累积

一、能源价格冲击与通胀传导

(一)半年内的加速:从3月到9月的数据轨迹

2026年欧元区通胀的走势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加速曲线,其拐点与中东战事的爆发时点高度重合。3月,欧元区年化通胀率从2月的1.9%升至2.5%(终值修正为2.6%),能源价格从2月的同比下降3.1%转为同比上涨4.9%(终值修正为5.1%)。这一转变的关键触发因素是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打击。到9月,形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欧元区整体通胀率升至3.8%,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能源价格同比涨幅扩大至18.8%,较8月的14.3%进一步加速。核心通胀(剔除能源和食品)从2.4%升至2.5%,服务价格从3.0%升至3.2%,表明能源冲击已经开始向更广泛的价格体系渗透。

主要经济体的分化值得注意。9月通胀率在德国为3.3%(8月2.9%),法国3.4%(2.6%),意大利4.1%(3.2%),西班牙5.0%(4.6%),荷兰3.0%(2.8%)。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通胀压力显著高于核心国家,这一差异与两国能源结构的脆弱性、财政缓冲空间的有限性以及旅游依赖型经济对燃料成本的敏感度相关。法国通胀从2.6%跳升至3.4%的幅度尤为值得关注:在骚乱爆发前一个月,法国消费者已经感受到了实质性的价格压力升级。

能源价格的具体构成需要进一步拆解。欧元区能源价格指数从8月的113.05点升至9月的117.45点。这一上升并非均匀分布:柴油和航空燃油的暴露度最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占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过境量的20%)直接影响了中东至欧洲的运输通道。到10月中旬,欧盟平均汽油价格达到每升2.01欧元,柴油达到每升2.14欧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上涨约24%和近40%。柴油的涨幅显著高于汽油,这一点对骚乱的传导具有特殊意义:柴油是欧洲公路货运的主要燃料,超过80%的意大利货物通过公路运输,柴油成本的上升直接进入食品和消费品的终端价格。

天然气市场的压力同样在累积。欧洲天然气价格在战事爆发后飙升140%,至10月中旬,欧盟天然气储备仅达到容量的74%,为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欧盟天然气输送运营商警告,如果遭遇严重寒潮,联盟可能面临需求12%至15%的天然气缺口。能源专员约根森在9月已第二次敦促成员国考虑削减能源需求,欧盟理事会文件中开始讨论“无车星期日”等1970年代能源危机时期的措施。这些讨论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欧盟机构已经认识到,价格冲击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需要结构性回应的持续性条件。

(二)中东战事的传导链:从霍尔木兹到欧洲家庭的账单

传导链的起点是明确的。2月28日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及随后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构成了2026年能源价格冲击的初始冲击源。3月的通胀数据是这条链条的第一个可量化节点:能源价格从负值转为正增长,整体通胀突破欧洲央行2%的目标。新华社3月底的报道引述荷兰国际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科林的警告:中东紧张局势不仅推高能源价格,还通过化肥短缺和供应链中断对食品和商品价格构成上行风险,“这些中断持续的时间越长,整体和核心通胀面临更广泛上行压力的风险就越大”。这一警告在9月的数据中得到了验证。

10月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欧洲央行10月30日发布的专业预测者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预计中东冲突将从2月底持续10至12个月,较此前预测的1至3个月大幅延长;能源价格和供应链扰动预计持续10至24个月,长于此前预计的1至12个月。调查同时上调了冲突对2027年通胀的间接影响预期至约0.3个百分点,较上一轮调查上调0.2个百分点,影响主要涉及非能源工业品、食品和运输服务价格。这一修正的含义是:中东战事不再被视为一个会迅速消退的暂时性冲击,而是被纳入了中期通胀预测的结构性因素。

传导的具体渠道可以逐一识别。成品油价格是最直接的渠道:柴油和航空燃油价格在霍尔木兹关闭后急剧上升,欧盟柴油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近40%。天然气是第二个渠道:布伦特原油在10月交易于每桶110美元,欧洲天然气价格较战前水平上涨140%。电力价格作为天然气成本的滞后传导,在多个成员国同步上升。食品价格通过运输成本、化肥成本和供应链中断三条路径受到推升。欧盟委员会能源专员在10月的警告——“欧洲公民和经济将面临一个艰难的冬天”——是对这条传导链终点的直接描述。

战事成本的分摊问题进入了政治话语。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合作局估计,战事迄今已给成员国带来180亿至330亿欧元的额外天然气进口成本,且这些成本“在没有相应进口量增加的情况下,将转嫁给家庭、工业和电力市场”。这一数字本身不直接出现在抗议者的标语上,但它构成了政府财政空间收缩的背景条件:当政府需要在能源补贴、防务开支和社会支出之间分配有限资源时,每一个选项都意味着对另一群选民的辜负。

(三)食品价格:五年累积的沉默压力

食品价格的上涨不是2026年的新现象,但它的累积效应在2026年秋天达到了一个政治临界点。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欧盟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在2021年8月至2026年8月的五年间累计上涨34%。这一数字需要在成员国层面拆解才能理解其政治含义:匈牙利上涨57%,保加利亚54%,罗马尼亚53%;法国25%,意大利30%,德国34%,西班牙35%。法国的食品涨幅在欧盟中相对较低,但25%的五年累积涨幅对于一个家庭预算而言仍然是可感知的:如果2021年每月食品支出为400欧元,2026年同等消费需要500欧元,每月多出的100欧元从其他支出中挤出。

更关键的数据来自购买力维度的分析。欧洲新闻商务将最低工资的涨幅与食品价格涨幅进行了比较,发现在欧盟大多数国家,最低工资的增长足以购买比2021年8月更多的食品。但西班牙和法国是仅有的三个最低工资购买力下降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马耳他):西班牙下降5%,法国下降4%。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否定了“工资增长已经抵消了食品涨价”的笼统判断,至少在两个骚乱核心国家,最低工资劳动者在2026年8月能买到的食品比五年前更少。法国的4%降幅看似温和,但它发生在骚乱爆发前不到两个月,且与能源价格的加速上涨叠加,构成了一个可感知的“双重挤压”:食品在缓慢侵蚀购买力,能源在快速侵蚀。

食品价格与能源价格的叠加效应在低收入家庭中最为显著。能源支出占低收入家庭预算的比重高于高收入家庭,食品支出同样如此。当两类价格同时上涨时,低收入家庭面临的不是“选择减少某类消费”,而是“在食品和取暖之间选择”。这一选择的具体形式在2026年秋天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法国的高中生抗议校舍条件(教育投入的挤压是财政选择的结果),葡萄牙的年轻工人面对租金超过月薪的困境(住房成本的挤压是收入停滞与资产价格上涨共同作用的结果),意大利的卡车司机因柴油成本吞噬全部利润而罢工(能源成本的挤压直接作用于生产端)。这些看似分散的议题,在家庭预算的微观层面共享同一个根源:可支配收入被多重价格上涨同时压缩,而工资和社会转移支付的调整速度跟不上价格的变化。

(四)与2018年“黄背心”的结构性差异

将2026年与2018年比较的诱惑是强烈的,因为法国街头的视觉相似性——燃烧的路障、催泪瓦斯、蒙面的年轻人——几乎在召唤这种比较。但两者的触发机制存在根本差异,混淆这一差异将导致对2026年骚乱政治逻辑的误判。

2018年“黄背心”运动的直接触发是政策行为:法国政府计划提高燃油税,作为碳税轨迹的一部分。抗议者可以明确指出一个责任主体(政府)、一项具体政策(燃油税上调)和一个可逆的要求(取消上调)。这一结构使得运动虽然在组织上分散,但在诉求上具有可谈判性:政府最终撤销了燃油税上调,部分满足了运动的核心要求。

2026年的触发是市场与战争的传导。燃油价格的上涨源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和中东战事,法国政府对此没有直接控制权。法国总统马克龙可以从中东争取柴油供应、可以释放战略储备、可以呼吁欧盟层面的协调,但他无法通过一项国内法令让油价回到战前水平。这一差异在政治上的后果是深远的:愤怒找不到一个可以负责的对象。当被问及“谁应该为油价负责”时,答案可能是“伊朗”、“美国”、“以色列”、“能源公司”、“欧盟”、“法国政府”——每一个答案都有部分合理性,但没有任何一个指向一个可以通过国内政治程序被问责或罢免的行为者。

这一“无责任主体的愤怒”结构在骚乱中表现为目标选择的弥散性。2018年的抗议者封锁油库、堵塞道路,目标是迫使政府改变政策。2026年的暴力边缘攻击市政厅、旅游局、奢侈品店,目标的选择遵循的是象征逻辑(什么是“体制”的代表)而非工具逻辑(什么能迫使政策改变)。利摩日市政厅的纵火者无法通过烧毁一座建筑来降低柴油价格,但市政厅作为“国家在场”的物质符号,成为了愤怒的替代性目标。这不是说2026年的抗议者比2018年更不理性,而是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上更难通过传统政治施压来解决的困境:当价格上涨的源头在国境之外、在政府的控制能力之外时,街头行动的工具理性基础就被削弱了,暴力更容易从手段变为目的本身。

欧洲安全与战略中心在2026年9月的一份分析中精确地捕捉了这一差异:“2018年,愤怒可以集中在一个明确可指认的政治责任主体和一项精确的国家措施上。2026年,当前上涨的很大一部分源于外部因素,法国政府的回旋余地有限。”但该分析同时指出,公众感知与经济学分析之间存在鸿沟:“在家庭日常经验中,重要的是加油站显示的数字及其对家庭预算的即时影响。当每升价格越过某些象征性门槛时,购买力丧失的感觉可能变得比涨价来源的精确分析更重要。”这一观察解释了为什么“外部原因”在政治上不能成为政府的辩护:选民不关心价格为什么上涨,他们关心的是价格能否下降,以及谁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2018年与2026年的另一个关键差异在于财政缓冲空间。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政府花费超过5000亿欧元用于价格上限、燃料折扣和家庭转移支付,社会契约得以维持,尽管罢工仍然发生。到2026年,这一空间已经消失:“债务更高,利息账单更陡,来自布鲁塞尔和债券市场的压力是缩小赤字,而非扩大赤字”。法国政府正在试图控制欧元区最大的赤字之一,公共服务的紧缩“恰好落在普通人看得见的地方”。这意味着,即使政府有意愿复制2022年的补贴策略,财政能力也不允许。2026年的骚乱发生在一个国家能力与政治意愿同时受限的时刻:意愿或许存在,但手段已经耗尽。这一条件与1789年法国旧制度面临的财政约束形成了跨世纪的结构性呼应,其分析将在第四章展开。

本节的数据局限需要记录。3月能源通胀的初值为4.9%,终值修正为5.1%;整体通胀的初值为2.5%,终值为2.6%。本报告在正文中采用终值,并在注释中标注初值以保留数据发布的时序信息。9月数据为初值(10月2日发布),后续修正可能微调。食品价格五年累积涨幅的数据来源为欧洲新闻商务对欧盟统计局数据的分析,并非欧盟统计局直接发布的汇总指标,其计算方法在原始报道中未完全披露,本报告将其作为量级参考而非精确统计使用。柴油和汽油价格数据来自欧盟委员会周度石油公报,经媒体报道转引,原始数据的发布时间为10月12日当周。

二、住房危机

(一)供给萎缩与价格失控:葡萄牙的量化剖面

葡萄牙住房危机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新建住房的供给在十五年间崩塌,而需求在同一时期持续增长,由此产生的缺口以价格的形式在市场上表达出来。

供给侧的数据需要精确记录。本世纪初,葡萄牙每年新建住房超过八万套。2008年金融危机后,建筑业经历结构性收缩,新建住房数量降至每年一万一千套左右。到2026年,年新建量仍低于三万套,远低于世纪之交近十万套的水平。这一萎缩的持续时间之长、幅度之大,在欧洲范围内罕见。其后果是累积性的:十余年间供给缺口的叠加,形成了一个无法通过短期市场调整消化的结构性赤字。葡萄牙的公共住房存量占全国住房总量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二,而2022年空置住房(不含季节性住宅和度假屋)约占全国住房总量的百分之十二。公共住房的绝对不足与私人住房的大量空置并存,构成了一个分配问题而非单纯的供给问题。

价格数据是这一结构失衡的直接读数。2015年至2024年间,葡萄牙房价上涨124%,约为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2017年以来房价翻了一番多,新租约租金几乎成比例上涨。到2026年,上涨并未放缓:2025年第一季度至2026年第一季度,房价上涨近20%;租金自2020年以来累计上涨68%。欧盟委员会的一份工作人员文件提供了更细的颗粒度:在里斯本,平均一名租户需将工资的52%用于支付租金,这一比例限制了独立租房的能力。首都周边城市正在承受“传染效应”,更多人口外迁至这些区域,而当地同样缺乏足够的社会住房和可负担住房。

微观层面的数字使宏观数据获得了可感知的含义。里斯本一名二十五岁的加油站员工,月薪为最低工资标准:九百二十欧元(税前,每年支付十四次,折合月均约一千零七十三欧元)。而根据房地产门户网站理想家的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里斯本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21.8欧元,一套五十平方米公寓的月租约为一千零九十欧元。租金与税后收入之间的缺口不是“紧张”可以描述的:它意味着这份工资在支付房租后,剩余为零甚至为负。同一名年轻人在采访中说,他从十八岁开始工作,“至今仍未能离开父母的住所”。另一名二十二岁的学生表述更为直白:“九百二十欧元付不起一千五百欧元的房租。这是数学问题,连五岁小孩都能明白。”

这一算术的残酷性在于它的不可协商性。租金不会因为租户的工资低而下降,工资不会因为租金高而自动上涨。当两者之间的缺口无法通过任何个人努力弥合时,住房就从“市场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它不再是“如何找到更便宜的房子”,而是“这个制度是否还值得被接受”。葡萄牙总统塞古罗在抗议蔓延后召集国务委员会讨论,这一动作的象征意义在于:总统(一个主要扮演礼仪性角色但拥有政治影响力的职位)的介入,本身就是对“常规渠道已经不够用”这一判断的承认。

(二)马德里:一次死亡如何点燃一场运动

西班牙的住房危机在结构上与葡萄牙相似——供给不足、租金上涨、年轻人被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但它的政治引爆点是一个具体的人,而非一个统计数据。

玛丽亚·卡门·阿巴斯卡尔,八十七岁,在马德里的一间公寓里租住了七十多年。房地产公司大幅提高租金后,她无力支付,被驱逐出户。驱逐的方式是具体的:她坐在轮椅上,被从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家中抬出,用担架送上救护车。数日后,她于2026年10月7日在医院去世。租户联盟将她的死亡归因于驱逐造成的衰竭。

她的死亡触发了一场运动。10月8日晚,约两万人从马德里太阳门广场出发,举着蜡烛和手机闪光灯,沉默地游行至她生前的居所。人群中有人高喊“这不是死亡,这是谋杀”。门前悬挂的标语写道:“我们无力延长她的生命,让她重返家园,但我们有能力确保不再有人为了房子失去生命。” 一名二十五岁的营销从业者在太阳门广场的悼念现场说:“即使她死了,一场不会停止的斗争已经开始了。不管谁执政,他们都无法阻止我们。”

太阳门广场的帐篷营地在此前已经存在。数百顶帐篷自九月起搭建,要求政府改革一个“对许多西班牙人来说遥不可及”的住房市场。阿巴斯卡尔的死亡将这些营地从一场“抗议”升级为一场“运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表态“我所有的爱给玛丽亚·卡门的家人”,但这一姿态未能平息愤怒。社会党政府提出的两项法令——进一步限制驱逐和自动续签租约——在议会中被保守派人民党和极右翼Vox否决。作为回应,桑切斯将原定于2027年的大选提前至11月29日。

工会的介入将住房议题与更广泛的劳工议题连接起来。UGT和CCOO号召在11月11日举行全国总罢工,诉求包括“更好的工资、体面的住房、面对侵蚀购买力的通胀的价格控制”。工会声明谴责“贪得无厌的房地产贪婪,拿公众的基本权利之一进行投机”,以及“企业政策利用国家经济增长,以劳动人民的工资为代价膨胀自己的财富”。总罢工的时机——大选前十八天——使其政治含义超出了单纯的劳资谈判:它是对选举议程设定权的争夺。西班牙9月通胀率为4.9%,为2023年2月以来最高,政府以新的天然气价格上限和燃料折扣作为回应,但这些措施在罢工号召面前显得不足以构成一个政治叙事。

阿巴斯卡尔的案例之所以具有催化效力,恰恰因为它不是一个“典型案例”。如果她是一个三十岁的失业者,驱逐可能不会成为新闻。她的年龄、她的七十年租住史、她被担架抬出的画面,共同构成了一个无法被官僚语言消解的道德事实。租户联盟称她的案例标志着“这个国家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判断是否准确尚需时间检验,但它精确地描述了运动参与者的主观认知:他们相信,这一次不同。

(三)跨境模仿:从太阳门到罗西奥的“策略借鉴”

葡萄牙的营地抗议在时间上晚于西班牙,在形式上明显参照了马德里模式。这一横向模仿是2026年欧洲骚乱“跨国同步”机制中最清晰可辨的案例:不是组织上的协调,不是纲领上的统一,而是一个已经被证明有效的行动形式在相似条件下的复制。

里斯本罗西奥广场的帐篷营地自周六晚间搭起,围绕广场中央的纪念柱分布。标语的内容与马德里高度相似:“没有住房的一代”“住房是权利,不是奢侈品”“我只想要一个可以生活的家”。抗议者要求终止驱逐、打击房地产投机、控制租金上涨。波尔图的营地开始得更早,约在十天前。尽管当局警告拒绝撤离将面临起诉,抗议者在周日晚间拒绝拆除营地。一名发言人表示:“我们的目标是留在这里,直到我们的诉求被听到。”他同时强调“和平示威”,明确参照了法国周末骚乱中的暴力。

跨境协调的意愿是明确的。二十二岁的学生埃里卡·阿尔塞在采访中说,她认为与西班牙的协调“非常重要”:“我们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会是一种团结的形式,一种让世界理解这里正在发生什么的方式。” 这一表述的措辞值得注意:她说的不是“我们支持西班牙人”,而是“我们经历同样的事情”。前者是团结的姿态,后者是共同条件的认知。正是这种共同条件的认知——供给不足、租金失控、年轻人被排除、政府回应不足——使得模仿不需要组织指令就能发生。

11月11日这个日期在葡萄牙抗议者的意识中占据了一个具体的位置。西班牙的总罢工号召被葡萄牙抗议者视为一个可以对齐的时间节点。阿尔塞说:“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会是一种团结的形式。” 这一对齐的实质含义尚不明确:葡萄牙工会并未号召同日罢工,葡萄牙的宪法和政治传统也与西班牙不同。但日期对齐的象征意义是真实的:它向两国政府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伊比利亚半岛的住房危机被视为一个共同问题,而非两个孤立的国内问题。

葡萄牙政府已经做出回应:降低新建住房税收、限制短租、承诺建造十四万五千套新住房。政府同时承认这些措施的效果“不会立即显现”。这一承认的诚实值得记录,但它的政治后果是负面的:当一个政府公开表示自己的解决方案需要时间才能生效时,它等于告诉街头上的人,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的处境不会改善。2027年,欧盟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计划的融资将结束,基础设施发展资金将更加稀缺。这意味着葡萄牙政府在住房领域的财政空间将进一步收窄,而非扩大。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住房抗议在暴力程度上远低于法国。葡萄牙“没有发生其他欧洲国家目睹的那种规模的暴力、纵火和抢劫”,尽管抗议者投诉警方在清除广场帐篷时使用了警棍和警犬,当局正在评估这一使用是否过度。这一差异本身是一个分析变量:住房议题在伊比利亚半岛产生的是营地、游行和总罢工号召,在法国产生的是市政厅纵火和奢侈品店洗劫。差异的来源可能在于议题结构(住房是单一议题,法国的教育-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复合议题更容易吸纳暴力边缘)、组织传统(伊比利亚的租户联盟和工会保持了较强的框架能力)以及国家应对方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警方清场虽然强硬,但未触发法国式的全面对抗)。这一比较将在第七章的机制分析中进一步展开。

三、公共服务退化

(一)克雷泰伊:一间教室作为法国教育危机的解剖样本

法国骚乱的起点在时间上和地理上都可以被精确定位:2026年9月17日,巴黎东南郊克雷泰伊学区的圣修伯里高中,教师决定罢课,抗议师资短缺和教学条件恶化。学生得知后决定加入。这一决定的连锁反应超出了任何参与者的预期:到9月30日,已有356所高中被封锁;到10月8日,全国示威人数达到七万一千人;到10月17日,抗议已经扩展为一场五十五万至八十万人参与的全国性动员。

理解这条升级链条的关键,不在于“学生愤怒”这一笼统表述,而在于克雷泰伊所暴露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在法国教育体系中并非孤例,而是被长期容忍的结构性退化的集中体现。

物理环境的退化是最直观的层面。学生描述的场景包括:教室墙壁发霉、天花板缺损、时常漏水、老鼠四处窜动;通风设备缺失,窗户无法打开,在气温达到四十度的日子里,学生“顶着高温写考卷”。一名学生说“我们一班有三十五人,教室里椅子不够”。这些描述并非来自某个偏远乡村的个别学校,而是来自巴黎郊区的公立高中——法国教育体系名义上“平等”的组成部分。

师资短缺的规模可以通过工会的调查数据来量化。法国全国中等教育工会(SNES)在9月对一千零三十三所学校进行的调查显示,百分之五十三的公立初中和高中至少缺一名教师。这一比例在克雷泰伊学区为百分之六十一点一,在凡尔赛学区高达百分之七十。缺席的教师并不总是被替代:根据现行规则,教师缺席超过两周才能申请代课教师,短于两周的缺席意味着该堂课直接变为空堂。一名高中学生会主席举例说,一名学生在有法语考试的学年中,一年有七个月没有法语老师;班级人数高达三十二至三十六人。

这一师资短缺的根源在于教师职业吸引力的系统性下降。法国2024年国家教育体系内教师的月平均净薪资为三千零九十欧元,表面上看高于全职工作每月净基本薪资一千四百七十七点九三欧元,但这一平均值掩盖了巨大的内部差异:起薪低、晋升慢、工作条件恶化,使得师范专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持续下降。当教师岗位无法招满时,空缺的课程不会消失,它们被转化为学生的空堂、家长的焦虑和一种弥散的感觉——国家在这个最基础的职能上正在撤退。

法国高等教育申请平台与阶层筛选是第三个维度,也是学生诉求中最具政治性的部分。法国的大学入学分发平台法国高等教育申请平台被学生认为存在社会筛选效应:精英高中与偏远地区高中的学生机会不均等,“读偏乡学校的学生即使成绩再好,也进不了顶尖大学”。一名学生将其描述为“像一个俄罗斯轮盘,我们对它所知甚少”。这一批评指向的不仅是程序透明度,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判断:教育体系的名义平等与实际不平等之间的差距,正在通过算法化的录取机制被固化而非被纠正。中国网的一篇分析将这一结构描述为:“优质教育资源高度向巴黎等大城市和富裕街区集中,郊区与移民聚居区的学校长期面临师资流失、设施老化的困境,阶层固化通过学区划分与课程筛选不断被强化,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道愈发狭窄”。

这三个维度——物理退化、师资短缺、制度筛选——共同构成了一个可被概括的判断:法国的公立教育正在从“共和国的平等工具”退化为“既有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克雷泰伊的罢课之所以能够点燃全国,恰恰因为它不是一个关于“某个学校太破”的局部投诉,而是一个关于“这个体系是否还在履行其承诺”的普遍性质疑。当马克龙政府提出的2027年预算方案包含五百四十亿欧元的削支和增税、并继续冻结用于计算公务员基本工资的标准时,学生对“教育投入”的要求与政府对“财政纪律”的坚持之间的冲突,就不仅仅是资源分配问题,而是关于国家优先次序的根本分歧。

政府的初步回应在数量上是可以被计算的:教育部长杰弗雷承诺在数日内额外增聘三千名代课教师,优先进驻约五百所被认定需求最迫切的高中;同时要求提高法国高等教育申请平台的透明度,并承诺在十月底前提出改善校舍和课表的方案。这些措施是否足以回应诉求,需要放在两个背景下判断。第一,三千名代课教师相对于百分之五十三的学校缺员率是一个什么比例?SNES的调查覆盖一千零三十三所学校,全国学校总数远高于此,三千人分散到五百所学校意味着每校约六人,可能缓解最紧迫的空缺,但无法逆转师资短缺的结构性趋势。第二,校舍翻新的承诺与法国地方政府(大区)的财政能力之间的关系:校舍维护是大区的职责,而大区的投资能力受制于中央转移支付和自身债务,约一成校舍被认定处于“严重失修”状态。承诺翻新与完成翻新之间的距离,正是学生对“承诺”本身失去信任的空间。

(二)意大利:治安框架对经济原因的遮蔽

意大利的公共服务退化在议题结构上与法国不同。法国的起点是教育系统的内部危机,意大利的起点是生活成本的普遍上涨与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交通)质量的下降。但两国共享一个关键特征:政府对骚乱的回应将问题从社会领域转移到了治安领域,而这一转移本身成为了批评的对象。

意大利骚乱的直接触发是十月十七日至十八日米兰、都灵、博洛尼亚等城市的冲突。示威者的初始诉求是“抗议公共服务不佳和生活成本上涨”。到十月底,抗议已经扩展为一场全国性运动:超过五十个城市爆发示威,十万以上人参与,工会 USB 声称至少一百万人参加;诉求包括“生活成本上涨、房租和燃料价格”以及“军备政策”,学生要求“为学校和大学提供更多资金”。CNN的报道确认了诉求的多样性:在热那亚,码头工人动员反对港口的“军事化”,试图阻止武器运输;在博洛尼亚,学生呼吁政府审查教育政策。

梅洛尼政府的回应集中在治安层面。十月二十日,内阁批准了一项治安法令:五人及以上团体若通过投掷石块、爆竹等方式危及公共安全,参与者可能面临最高五年监禁和两万欧元罚款;蒙面实施相关行为将面临更严厉处罚;警方可对有制造骚乱嫌疑的未成年人采取预防性拘留措施;法律推定十四至十八岁未成年人具备理解自身行为后果的能力;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失可由其父母承担赔偿责任。同日,政府宣布向米兰增派五百名军人,部署持续至年底。

这一回应框架的问题不在于其措施本身是否合法或必要——在一个经历了纵火、抢劫和袭警的城市中,恢复秩序是政府的首要职能。问题在于回应的单一性:治安法令处理的是暴力的表现形式,而非暴力的产生条件。当意大利总统在事件后呼吁对“似乎突然爆发的暴力”进行“深入分析”时,这一呼吁的措辞本身暗示了对纯治安框架的不安。对“突然爆发”的分析必然要追问:为什么在2026年10月,如此多的意大利年轻人——米兰被拘留者中约百分之八十为未成年人,最年轻者十一岁——认为街头暴力是表达不满的合理方式?治安法令对此没有答案,也不试图提供答案。

意大利案例中有一个值得单独记录的经验事实:十月底的全国性示威“至晚间大体和平”,只有零星冲突(如都灵警方使用了警棍)。这一事实与十月中旬的暴力形成对比,说明意大利的街头空间并非注定暴力化。和平的大规模动员是可能的,且确实发生了。这一对比削弱了“骚乱是意大利社会固有暴力倾向的体现”这一解释,并将分析引向一个更精确的问题:十月中旬的暴力与十月底的和平之间,什么变了?可能的答案包括:政府的治安法令改变了暴力边缘的成本计算;工会的介入为不满提供了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或者,最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十月底的和平是因为暴力已经完成了它的“示范”功能,而运动的注意力转向了更常规的罢工和游行。无论哪个答案,治安框架都无法解释这一转变,因为它不处理“和平表达的条件”这一问题。

将法国和意大利并置,一个跨国的模式浮现出来。两国的公共服务退化在内容上不同:法国是教育系统的物理与人力资本退化,意大利是生活成本对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侵蚀。但两国的政府回应共享同一个结构:将社会问题重新定义为治安问题。法国的宵禁、军队部署和“考虑禁止示威”与意大利的安全法令、增派军人和预防性拘留,在逻辑上是同构的。这一同构的代价是:当政府只谈论秩序时,它等于承认自己没有关于“如何改善教育”或“如何降低生活成本”的答案,或者更糟——它有答案,但答案意味着财政资源的再分配,而这种再分配在当前的财政约束和政治条件下不可行。法国政府冻结公务员基本工资计算标准与承诺增聘三千名代课教师之间的张力,意大利政府增派五百名军人与学生要求“为学校提供更多资金”之间的张力,是同一个困境的两种表达:安全支出是即时的、可见的、政治上可交付的;社会支出的效果是延迟的、弥散的、在选举周期内难以被归功的。这一不对称性不是2026年的新发现,但它在2026年秋天的欧洲街头获得了新的紧迫性。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记录。法国克雷泰伊高中的具体数据(班级人数、缺师比例、校舍状况)主要来自学生和工会的陈述,经媒体转引,官方统计数据(如教育部对校舍失修状况的评估)在现有公开材料中仅有“约一成校舍严重失修”这一概括性数字,缺乏按学区和学校类型的细分。意大利“只谈安全不谈经济”的批评在中文报道中缺乏直接引语来源,本报告将其作为对政府回应框架的分析性判断使用,而非作为已证实的官方立场记录。意大利十月底和平示威的组织方(USB)与十月中旬暴力边缘之间的关系,现有材料不足以做出判断,本报告将其作为开放问题保留。

四、财政空间压缩

(一)高债务约束与欧盟财政规则:一个被锁死的结构

2026年欧洲骚乱的财政背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判断概括:政府在需要花钱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钱。这不是一个关于政治意愿的问题——法国政府并非不想增加教育投入,意大利政府并非不想降低生活成本——而是一个关于财政空间的结构性问题,其根源在于债务存量的刚性约束与欧盟规则的外部限制同时收紧。

法国是这一困境最清晰的样本。2026年第二季度,法国公共债务达到三万六千亿欧元,占GDP的119%,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60%的参考上限。更关键的是债务的结构而非总量。2027年,法国仅国债利息支出预计将达到九百一十亿欧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全年国防花费;同年养老金支出预计达到四千三百六十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4%。这两项刚性支出的叠加产生了一个算术上的后果:在税收总额既定的条件下,可用于教育、医疗、地方公共服务和治安的财政空间被压缩到一个极窄的区间。法国教育总支出占GDP的6.7%,这一比例在欧洲并不算低,但公立中学近10%的教学课时无法正常进行,其中约四分之三与缺勤教师未获替补有关。钱花了,服务却没有到位,中间流失的是效率,但更根本的是财政空间被刚性支出锁死后,任何新增投入都必须在存量中寻找来源,而存量中的每一欧元都已经有了指定的去向。

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处境在量级上相似。2025年末,比利时公共债务占GDP的107.9%,意大利为137.1%。意大利的债务比率在欧元区仅次于希腊,这意味着其财政政策的空间在结构上受制于债券市场的利率预期和欧盟委员会的赤字程序。当意大利政府面对米兰的骚乱时,它能够迅速批准一项治安法令并向米兰增派五百名军人,因为这些措施的成本相对有限且可以纳入现有安全预算;但它无法迅速推出一项足以降低生活成本的财政干预,因为这样的干预需要数十亿欧元的增量支出,而这笔钱在预算中不存在。

欧盟财政规则在这一结构中扮演了外部约束的角色。赤字上限和债务削减路径的规则在纸面上为成员国保留了弹性空间(衰退条款、结构性改革豁免),但在实践中,一个债务占GDP超过115%的国家在启动任何大规模社会支出计划之前,必须首先与委员会协商财政路径。这一协商过程的时间跨度以月计,而街头骚乱的时间跨度以天计。财政规则的时间性与社会危机的时间性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错配:当规则要求政府在数年内将赤字降至某个阈值以下时,它实际上禁止了政府在数周内做出足以平息眼前愤怒的财政承诺。

这一错配的政治后果在2026年秋天变得可见。法国政府提出的2027年预算方案包含五百四十亿欧元的削支和增税,同时继续冻结用于计算公务员基本工资的标准。这一组合的含义是:在债务利息和养老金已经锁定大部分税收的情况下,任何新增支出——无论是教育投入还是安全支出——都必须通过削减其他项目或增加税收来融资。而削减和增税都是不受欢迎的,无论对象是谁。政府陷入了一个三面受敌的位置:债券市场要求它削减赤字,街头要求它增加支出,而选举政治要求它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不会导致选票流失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在2026年秋天的法国不存在。

(二)防务开支的挤出效应:从布鲁塞尔街头到北约总部

如果债务约束是财政空间的结构性限制,那么防务开支的加速增长就是在这个已经极窄的空间中又插入了一个优先级极高的竞争性需求。2026年10月,北约在布鲁塞尔启动了为期数月的防务规划磋商,目标是制定2029年前须完成的军事能力目标,明确各成员国需要提供的具体兵力、武器装备,并确定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北约给出的公开理由是双重的:对俄罗斯所谓安全威胁的担忧,以及美国计划削减驻欧兵力的考量。无论这两个理由在战略上是否成立,它们的财政含义是直接的:更多的国防开支意味着更少的社会支出空间,除非政府选择增税或扩大赤字,而这两条路在当前的债务水平和政治条件下都受到严格限制。

布鲁塞尔街头的受访者以朴素的语言精确地表述了这一挤出效应的机制。当地居民帕特里克说:“如果在国防上投入更多,我们在其他方面就也会有所损失,我们不得不缴纳更多税款。”另一位居民杰西卡的表态更为具体:“我不同意把这么多钱投入军队和武器之类的东西上。不应该这样,我反对这样做。资金必须投入教育,因为教育关系到未来。” 这两段引述的价值不在于它们代表了“民意”(民意调查有其自身的代表性问题和误差范围),而在于它们准确地描述了财政的零和性质。在一个债务受限的预算中,国防支出的增加与社会支出的维持之间不存在“双赢”的解决方案。要么某一项被削减,要么税收被提高,要么赤字扩大(而这在欧盟规则下受到限制)。杰西卡选择用“教育”来命名被牺牲的对象,这一选择本身是一个政治判断:她认为未来的生产力(教育)比当下的威慑(军备)更值得投入。这一判断可以被辩论,但它不能被财政算术回避。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八个欧洲国家进行的民调为这一直觉提供了量化参照:平均46.2%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增加国防开支意味着提高税收,他们将反对这一做法;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反对通过加税为军事开支提供资金的受访者更多。这一数据的政治含义需要精确解读:它不意味着欧洲公众反对防务本身,而意味着防务开支的社会合法性高度依赖于它不直接转化为可见的税收负担或可感知的福利削减。当这一条件被违反时——当布鲁塞尔的居民看到军费增长与教育预算紧缩同时发生时——反对就会出现。

意大利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财政证据。迫于国内政治压力,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提出的国防支出方案比最初的预算提案减少了八十亿欧元。这一削减的幅度本身就是一个指标:在债务占GDP 137%的条件下,八十亿欧元的国防支出增量在社会支出已经紧张时引发的政治反弹,足以迫使政府后退。意大利执政联盟中的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参议员博尔吉的表述是直接的:“政府不能把原本可以用于养老金、减税和降低家庭家庭能源账单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 这一表述的逻辑与布鲁塞尔街头的杰西卡完全相同,只是它来自一个政府内部的政党而非一个路人。当极右翼政党在2027年选举周期临近时以民生为由质疑军费,主流政党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坚持防务承诺可能失去选民,削减防务承诺可能失去盟友。这一两难不是意大利独有的,法国的国民联盟和德国的选择党都在使用同一策略。

极右翼“以民生质疑军费”的策略有一个需要被记录的内在矛盾。这些政党在反对军费的同时,通常也反对移民、反对扩大福利覆盖范围、支持减税。它们的“民生”概念是有选择性的:养老金领取者和现有劳动者的购买力是“民生”,而移民和边缘群体的住房与教育需求则不在其议程之中。这一选择性意味着,即使极右翼的“要福利不要军费”路线在选举中获胜,它所能释放的财政空间也未必会流向2026年骚乱中上街的那些人——尤其是法国郊区的高中生、意大利的未成年参与者、葡萄牙的年轻租房者。军费与民生的对立是真实的,但“民生”的定义本身是一个政治斗争场域,而非一个固定的范畴。

(三)能源转型成本分配:2018年的教训为何未被吸取

财政空间的压缩不仅来自债务和防务,还来自一个更长期的、在2026年秋天以间接方式进入骚乱背景的因素:能源转型的成本分配。

2018年“黄背心”运动的直接触发是燃油税上调,其教训在政策分析中曾被广泛讨论:当环境政策以价格信号的形式作用于交通燃料时,成本不成比例地落在那些居住在农村或郊区、没有替代出行选择、且收入水平无法吸收价格上涨的人群身上。这一教训在理论上的含义是清晰的:能源转型需要伴随社会补偿机制,否则它将制造一个反对自身的政治联盟。

2026年的问题是:这一教训是否被吸取了?现有证据指向一个含糊但令人不安的答案。欧盟层面,能源专员在2026年9月已第二次敦促成员国考虑削减能源需求,欧盟理事会文件中开始讨论“无车星期日”等1970年代能源危机时期的措施。这些讨论的语境是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而非气候政策本身,但其社会含义与2018年有相似之处:限制能源消费的措施,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其成本会沿着收入梯度分布,低收入家庭对燃料价格上涨的敏感度远高于高收入家庭。

法国2027年预算方案中继续冻结公务员基本工资计算标准的决定,是这一逻辑在另一个维度上的体现。冻结工资指数意味着公务员的实际收入随着通胀上升而下降,而通胀的主要驱动力(在2026年秋天)是能源价格。这一冻结的直接受益者是财政(支出增长被抑制),直接承担者是公务员(购买力下降)。公务员群体在法国骚乱中的参与程度在现有材料中缺乏系统数据,但法国总工会的动员与公共部门工会的参与之间存在重叠,这一重叠的财政基础正是工资冻结所制造的实际收入损失。

能源转型成本分配的另一个维度是补贴的分配效应。2022年能源危机期间,欧洲各国政府花费数千亿欧元用于价格上限、燃料折扣和家庭转移支付。这些措施在短期内保护了家庭购买力,但其分配效果是不对称的:燃料折扣(如每升燃油的普遍减免)在绝对金额上对高收入驾车者更有利,因为他们的消费量更大;而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定向转移支付在覆盖范围上受制于申请程序和资格认定的复杂性。2026年的财政约束意味着,即使政府有意愿复制2022年的补贴策略,能力也不允许。法国政府正在试图控制欧元区最大的赤字之一,任何新的补贴都需要在已经拥挤的预算中找到空间。

这一约束产生了一个政治上危险的组合:能源转型的长期必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信号)与短期社会保护的财政不可能性同时存在。在2018年,政府可以选择撤销燃油税上调来平息抗议。在2026年,政府面对的价格上涨主要源于外部供应冲击,而非国内政策选择,因此“撤销”不是一个选项。但公众的感知并不遵循这一区分。当一个家庭看到能源账单上升而政府同时宣布增加军费和冻结公务员工资时,它收到的信号是:国家在优先事项的排序中将你们放在了后面。这一感知不需要精确的财政分析来支撑,它只需要一个可比较的账单和一个可观看的新闻。2018年的教训之所以在2026年“未被吸取”,不是因为决策者忘记了它,而是因为吸取它的财政前提——一个可以用于补偿的预算空间——已经不存在了。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明确标注。欧盟财政规则在2026年的具体执行状态(是否启动了过度赤字程序、哪些国家处于何种程序阶段)在现有搜索结果中缺乏系统数据,本节的分析建立在一般性的规则框架之上,而非2026年的具体程序状态。防务开支对具体社会项目的挤出效应在方法论上难以精确量化,本节使用“方向性判断”而非“精确计算”,其证据基础是预算约束的算术逻辑和可引用的公众感知,而非预算项目的逐项比对。意大利国防支出方案缩减八十亿欧元的数据来自中文评论媒体的转引,未经意大利政府预算文件的直接核实,本报告将其作为量级参考使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数据(46.2%)来自同一转引来源,原始调查的方法论细节(样本量、抽样方式、问题措辞)未在现有材料中披露,其精确性应被视为指示性的而非决定性的。

五、战争经济的隐性成本

前四节分析的能源价格、住房危机、公共服务退化和财政空间压缩,都可以在家庭预算表和政府财政报表上被直接读数。本节处理的是另一类成本:它们不直接出现在通胀统计中,也不以某一项预算削减的形式呈现,而是以政治条件改变的方式进入骚乱的因果链。对乌援助的国内政治代价、难民安置对社会服务的累积负担、制裁反噬对产业链和就业的侵蚀——这三者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成本是真实的,但它们的分布是弥散的,归因是困难的,而恰恰是这种“难以精确归因”的特性,使它们成为极右翼政治动员的理想素材。

(一)对乌援助的国内政治代价:极右翼的“民生—军援”捆绑与2027年选举周期

对乌援助在2026年秋天已经不再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它已经内化为国内财政分配和政治竞争的核心变量之一。这一转变的关键机制是极右翼政党将“援乌成本”与“民生困境”进行了系统性的捆绑,从而将一项原本跨党派共识的外交承诺转化为选举战场上的分化议题。

法国的案例最为清晰。国民联盟领袖勒庞在2026年9月公开呼吁限制对乌援助,理由是“法国再也负担不起继续提供这种支持”。这一表述的修辞结构值得拆解:它不是“援助乌克兰是错误的”,而是“我们没钱了”。前者是一个外交政策判断,需要与战略利益辩论;后者是一个财政事实主张,只需要与家庭账单对照。勒庞的选择将辩论从“应不应该”转移到“能不能够”,而“不能够”的答案在通胀3.8%、能源上涨18.9%的条件下具有直觉上的说服力。同一时期,国民联盟反对了欧盟2026年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其高级官员表示巴黎将切断未来的非军事援助。这些立场在2027年总统选举的背景下获得了额外的重量:多项民调显示勒庞在首轮投票中领先,胜选的可能性被广泛讨论。

意大利的变体略有不同,但逻辑相同。前将军、极右翼“国家未来党”领导人万纳奇呼吁重新审视防务开支,理由是“在基本商品价格飞涨的时候,增加军费是不合理的”。这一表述将“军费”与“基本商品价格”并置,制造了一个直接的比较框架:你(政府)选择把钱花在武器上,而不是花在让你的人民买得起东西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联盟党(其执政伙伴)的压力下,将国防支出方案从初始提案中削减了约80亿欧元。这一削减的规模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在2027年选举临近、债务占GDP 137%的条件下,防务承诺的社会合法性已经脆弱到经不起80亿欧元的考验。

德国选择党的策略在三国中最为激进。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以43.8%的得票率获胜后,选择党将“柏林一边向乌克兰输送数十亿欧元、一边在国内削减福利和提高税收”作为核心攻击话术。这一话术的效力可以从民调中读出:ARD广播公司2026年9月的调查显示,42%的德国人认为柏林向乌克兰运送了太多武器,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选择党的立场不止于反对军援:它主张解除对俄制裁、恢复从莫斯科购买能源、取消乌克兰难民的特殊身份。这三项主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套餐,其共同指向是将资源从“外部承诺”重新划归“内部选民”。

这一“民生—军援”捆绑的政治效力需要被精确评估,而非简单接受或拒绝。北约内部民调显示,公众对支持乌克兰的总体支持率从2025年的59%下降至2026年的55%,其中直接军事援助是支持率最低的形式。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调查则显示,46.2%的受访者在八个欧洲国家中反对“如果增税用于国防就增加军费”,而35.5%表示支持。这两个数据共同描绘的图景是:支持乌克兰的抽象意愿仍然存在,但愿意为它支付可见成本的意愿正在侵蚀。极右翼的策略恰恰是将“可见成本”最大化地可视化——不是“我们支持乌克兰”,而是“你多付的每一欧元油费、你孩子学校缺少的每一台电脑,都与那笔援助有关”。

这一归因在经济学上是否准确,是一个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对乌援助的财政成本与能源价格上涨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间接的、部分的:制裁架构确实推高了能源采购成本,但2026年秋天能源价格加速的直接触发是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非对乌援助本身。然而,归因的政治效力不取决于归因的精确性。当一个选民在加油站支付比一年前多40%的柴油费用时,任何关于“这是中东而不是乌克兰造成的”的解释都需要认知努力来接受,而“我们的钱被送到国外去了”的叙事只需要一个直觉来接受。极右翼的策略是在利用这一认知不对称,而非在提供一套经得起推敲的因果分析。

2027年选举周期的叠加使这一策略的时间敏感性急剧上升。法国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5月,意大利和波兰的选举也在同一年,各国政府同时正在编制2027年预算。这意味着,2026年秋天的骚乱发生在一个选举前预算编制的窗口期:政府在做财政决策时,必须同时计算街头压力、选举后果和财政规则约束。芬兰国防部常务秘书库塞拉的精确定位是:生活成本上升正在为关于“应该向乌克兰提供多少财政支持以及国防需要多少投资”的“民粹主义言论”创造空间。这一判断来自一个国防官员之口,其含义值得注意:他不是在说民粹主义是错的,而是在说生活成本上升使关于援助规模的理性辩论变得困难。当“理性辩论”的条件被侵蚀时,政策的连续性就取决于选举结果,而非战略评估。

(二)难民安置:一个正在从“团结”转向“负担”的叙事

乌克兰难民在欧盟的安置规模在2026年初仍然庞大:约440万人享有临时保护身份,德国、波兰和捷克接收了其中最多的绝对数量。从财政角度看,这一规模的安置意味着住房、医疗、教育和行政服务的持续支出。从政治角度看,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叙事的层面上:2022年的“团结”框架正在被“负担”框架取代,而这一转变的驱动力不是安置成本的绝对水平,而是接收国自身公共服务退化使“额外负担”的感知被放大。

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尽管总人数仍然庞大,但返回乌克兰的人数在增加。超过160万乌克兰人已经返回前线地区,包括哈尔科夫、顿涅茨克、赫尔松和苏梅。Save the Children的研究显示,返回的原因中,接收国的高生活成本(55%的受访者提及住房昂贵或找工作困难)和儿童在接收社区的不快乐(近一半受访者提及)是主要驱动因素。这一数据揭示了一个被“难民负担”叙事遮蔽的事实:接收国的生活成本危机同时在驱赶难民和激化本地居民的不满。两者共享同一个根源——住房短缺、公共服务紧张——但它们在政治话语中被呈现为对立的关系:本地居民认为难民占用了资源,难民认为接收国无法提供可负担的生活。这一对立关系的制造,而非其“自然”存在,是理解难民议题如何进入骚乱政治的关键。

德国选择党将“取消乌克兰难民特殊身份”纳入其政策套餐,这一主张的财政逻辑(削减支出)与政治逻辑(将资源重新分配给“自己人”)是清晰的。但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受制于欧盟临时保护指令的法律框架和德国自身的宪法约束。更重要的是,它在选举中的效力并不依赖于它能否被实施,而依赖于它能否将“难民”转化为一个可归咎的对象。当法国的高中生抗议校舍破旧时,他们归咎的是政府;当选择党的选民听到“数十亿送往乌克兰、福利被削减”时,他们被引导归咎的是难民和援助对象。归咎对象的转移是战争经济隐性成本的最重要的政治功能:它使国内治理的失败可以被解释为外部承诺的后果,从而使削减外部承诺成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替代方案。

波兰和捷克的比例数据为这一分析提供了必要的限定。按人均计算,捷克接收的乌克兰难民占其人口约3.5%,斯洛伐克约2.86%,波兰约2.7%,而德国在人均排名中仅列第九。这意味着,接收成本的政治压力并不与接收规模成正比。波兰接收了最多的难民之一,但其2026年的政治危机焦点并非难民安置,而是总统与欧盟防务贷款之间的冲突。德国的人均接收比例较低,但选择党的反难民动员最为成功。这一不对称说明,难民议题的政治效力更多地取决于接收国既有的政治光谱和公共服务压力,而非难民人数本身。在公共服务已经退化的国家,任何额外的需求都会被感知为加剧了退化;在政治光谱中已经存在强大反移民政党的国家,难民议题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动员框架。

(三)制裁反噬与产业链重构:从芬兰边境到那不勒斯的港口

对俄制裁的经济反噬在2026年已经不是一个预测,而是一个在特定地区和行业中可被观察的事实。芬兰活动人士雷斯基的表述提供了一个来自制裁边界国家的视角:制裁“对俄罗斯的效果最小”,而“在欧盟,我们看到的是危机”;在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每月有300至400家企业破产”,其中包括“在芬兰有长期业务的大公司”;在德国和法国,大公司被迫关闭工厂和裁员。这一表述来自一个活动人士而非官方统计,其精确性需要谨慎对待,但其指向的现象——制裁的成本分布不对称,边境国家承受了不成比例的冲击——与欧盟自身区域政策文件中的关切是一致的:东部边境地区“承担了接收战争难民的不成比例的成本”,同时面临“自身居民外流和新增人口对公共服务需求上升”的双重压力,而这些负担“主要由国家、区域和地方财政承担,欧盟预算的补偿不足”。

制裁反噬的就业影响需要通过具体的产业链来追踪,而非停留在“企业破产”的笼统层面。意大利南部运输业者的罢工提供了一个可观察的案例。2026年10月,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普利亚、西西里和坎帕尼亚的卡车司机和农民在“燃油成本上涨”的旗帜下封锁港口和道路。那不勒斯港的入口被封锁,超市货架和加油站的油泵出现空缺。一名抗议者的表述是精确的:“一辆800马力的拖拉机每天需要200升柴油。” 另一名司机说:“要么柴油价格下降,要么就不可能继续工作。” 柴油价格比伊朗战争前高出约三分之一,政府的临时柴油税减免在本月早些时候到期。交通部长萨尔维尼与全国卡车协会会面,承诺提供税收抵免以抵消柴油成本,并承诺立法处理运营成本问题。

这一案例的因果链条需要精确梳理。柴油价格上涨的直接触发是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非对俄制裁。但对俄制裁在其中的角色是结构性的:欧盟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禁令(在战前已经逐步实施,在战争期间被强化)减少了欧洲炼油厂可获得的原油品种和来源,使欧洲柴油市场对中东供应的依赖度上升,从而放大了中东供应中断的冲击。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的表述将这一逻辑推到了极端:“欧盟在伊朗战争期间自我实施的俄罗斯能源进口禁令,使欧洲陷入了严重的能源危机”。这一表述来自一个利益相关方,其修辞意图是明显的,但其中关于“自我实施禁令”与“危机严重性”之间关联的判断,在分析上不应被完全 dismiss。制裁的代价不是零,而代价的分布不是均匀的:它落在能源密集型行业、边境地区和依赖公路运输的南部经济上,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公共服务退化和财政空间压缩最严重的地区。

意大利南部运输业者的罢工与米兰的骚乱在时间上重叠(10月中旬至下旬),但在形态和诉求上不同。米兰的骚乱者主要是年轻人和未成年人,诉求是教育、住房和公共服务;南部罢工者是有工作的成年人,诉求是柴油成本和运营生存。两者之间没有组织联系,但它们共享同一个财政和政治环境:一个无法或不愿为柴油成本提供持续补贴的政府(临时减税到期而未续期),一个在防务承诺和社会支出之间左右为难的预算,以及一个将“生活成本”归因于外部因素(战争、制裁、欧盟规则)而非国内分配选择的政治话语。当萨尔维尼承诺税收抵免时,他是在用短期财政手段回应一个结构性成本问题;当米兰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时,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政府财政能力的另一面。

将三条线索汇合,战争经济的隐性成本的政治功能可以被概括为一个判断:它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归因框架,使国内治理的失败可以被解释为外部承诺的后果。对乌援助的财政成本、难民安置的服务负担、制裁反噬的就业冲击——这三者在客观上是不同的现象,有不同的因果链和不同的责任主体,但在政治动员中它们被捆绑为一个单一的叙事:“我们的人在为别人的战争买单”。这一叙事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准确性,而在于它与家庭预算的直觉一致性。当柴油价格比一年前高40%、超市货架出现空缺、学校缺少教师时,任何关于“这是复杂的全球供应链问题”的解释都需要认知努力来接受,而“钱被送到国外去了”只需要一个愤怒来接受。极右翼政党在2027年选举周期中的策略,核心就是提供这个愤怒的归因框架,并将选举转化为对这一归因的全民公投。骚乱的街头与选举的投票箱之间,连接它们的正是这套归因框架——而2026年秋天的财政数据,为这套框架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全部素材。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明确标注。极右翼政党立场的数据主要来自政治家的报道经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转引,原始报道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未经独立核实,但所引述的立场(勒庞、万纳奇、选择党)与各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方向一致。北约内部民调(59%降至55%)和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民调(46.2%反对增税增防)的数据来自同一转引来源,其方法论细节未披露,应作为指示性数据使用。芬兰活动人士关于“每月300—400家企业破产”的表述来自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的采访,其选择性呈现的风险需要记录:该数据未经芬兰官方统计核实,本报告将其作为“制裁反噬感知”的证据而非“制裁反噬规模”的精确度量。乌克兰难民返回数据的来源为欧洲新闻对拯救儿童研究的报道,样本量为172名家长和照顾者,其代表性有限。意大利南部运输业罢工的细节来自Rai新闻和加拿大新闻社的现场报道,柴油价格“比伊朗战争前高约三分之一”的表述来自加拿大新闻社的概括,未经意大利官方油价数据的独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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