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松: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四)
  日期 2026-11-2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云阿云智库●大国关系研究院  

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

导读:以2026年9—10月欧洲17国骚乱为切入点,纵向追溯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1524—1525年德意志农民战争,横向嵌入俄乌战争、中东战事、俄欧对抗风险、亚太紧张构成的“多重冲突活跃期”背景,探讨“轮回”命题的解释力与限度。报告全文3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1月2日星期一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报告提纲

《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

总目录

导论

第一章2026年欧洲大骚乱的现场与全景

第二章直接诱因:民生压力的结构性累积

第三章深层结构:治理赤字与合法性耗散

第四章历史回响之一:1789年法国大革命

第五章历史回响之二:1848年欧洲革命

第六章历史回响之三:前近代底层反抗传统

第七章轮回的机制:一个分析框架

第八章比较中的特殊性:2026年不是1848年,也不是1936年

第九章地缘冲突与国内骚乱的交互机制

第十章治理出路与“轮回”的打破

结语

附录

第三章

深层结构:治理赤字与合法性耗散

2026年秋天的骚乱不是一次孤立的治安事件。它是欧洲治理体系在多个维度上同时失灵的可见症状。第一章记录了街头发生了什么,第二章分析了民生压力的结构性来源。本章的任务是向上追溯一层:为什么欧洲国家在面对这些压力时,既缺乏有效回应的能力,也缺乏有效回应的合法性基础?答案分布在三个相互强化的层面:法德轴心的领导力真空使欧盟层面无法形成协调回应;德国经济的结构性衰退抽掉了欧洲财政能力的基石;法国中间派改革的失败则展示了在债务约束和街头抵抗之间被挤压的治理模式如何走向耗竭。

一、后默克尔时代的领导力真空

(一)默克尔遗产消散:法德轴心失灵、南北分歧、东西分歧

默克尔在2021年卸任时,欧洲失去的不仅是一位任期长达十六年的德国总理。它失去的是一个在危机中能够“最后拍板”的行为者——2008年金融危机、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中,默克尔的角色不是提出最初方案的人,而是那个在争论耗尽后确定最终边界的人。这一角色的功能不在于她的判断总是正确,而在于她的存在使“欧洲需要一个决定”这一需求得到了满足。

2026年的欧洲没有这一角色的替代者。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7年曾被视为可能的候选人,他以“欧洲主权”话语和改革雄心进入爱丽舍宫,但到2026年,他的国内支持率已跌至15%左右,执政联盟在议会不占多数,近两年更换了五位总理。德国总理默茨在2025年上任后,面临的是一个经济连续萎缩、执政联盟内部在财税和福利政策上根本对立、极右翼选择党在州级选举中连续获胜的局面。Euro2day在2026年6月的分析精确地捕捉了这一状态:巴黎和柏林都在“为生存而战”,法德轴心“仅剩的部分也面临消失的风险”。该分析引用了基辛格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老话——“当你想和欧洲说话时,你打给谁?”——并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2026年已经不再清晰。

法德轴心失灵的实质不是两国关系的恶化,而是两个政府同时失去了做出不受国内政治否决的承诺的能力。默克尔时代法德妥协的运作方式是:柏林和巴黎先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在国内辩护的方案,然后将它作为“欧洲妥协”推向布鲁塞尔。这一机制的前提是两国政府都有足够的国内政治资本来吸收妥协的成本。2026年的德国联合政府在财税政策上分裂(联盟党主张减税和财政纪律,社民党主张增税和放宽债务刹车),法国政府则在议会三足鼎立中无法通过预算案。当两个政府都无法确保自己的承诺在国内被履行时,它们在布鲁塞尔做出的任何承诺的可信度都下降了。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更多的政治意愿”来修复的问题,因为政治意愿的前提——国内政治资本的储备——已经耗尽。

南北分歧和东西分歧在这一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尖锐性。南北分歧的核心是财政转移的规模:法国和意大利等高债务国家需要某种形式的债务共担或转移支付来维持社会支出,而德国和荷兰等低债务国家在自身财政空间收窄的条件下拒绝扩大共同负债。这一分歧在默克尔时代通过危机中的临时妥协(如2020年的“下一代欧盟”基金)得到管理,但到2026年,德国经济衰退使它在任何新的财政承诺面前都更加犹豫。东西分歧的核心是安全感知的梯度: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要求防务开支的优先性压倒一切其他考虑;南欧国家则将生活成本危机视为更紧迫的威胁。这一分歧在2026年秋天的骚乱中获得了具体的财政维度:当意大利被迫在国防支出和民生支出之间选择时,它削减了八十亿欧元的国防增量,而这一削减在波兰看来是对共同安全的削弱。

(二)德国“火车头熄火”:能源危机、制造业萎缩、政治碎片化

德国在2026年面临的不是一次周期性放缓,而是一个增长模式的终结。这一模式的核心要素是: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对美和对华出口的市场准入、以及一个能够将出口盈余转化为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体系。三个要素同时受到侵蚀。

能源成本的结构性上升是最直接的冲击。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德国弃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能源成本攀升至战前水平的两倍以上。2026年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压力。德国经济研究所(DIW)在6月将2026年增长预期从1%下调至0.5%,2027年从1.4%下调至0.8%,并警告下半年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经合组织的预测更为悲观,将德国2026年和2027年增速分别下调至0.7%和1.1%。这些数字的政治含义不在于它们的精确性,而在于它们所确认的趋势:德国不再是欧洲增长的引擎,它正在成为欧洲增长的拖累。

制造业的萎缩是这一趋势的产业表达。安永2026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德国工业企业就业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12.73万人,自2019年以来累计裁员34.15万人,相当于每十七个工业岗位中消失一个。工业企业数量在过去十五年间减少了近五分之一。能源密集型行业——化工、金属、玻璃、造纸——的产出自战争爆发以来下降了15.2%,远高于工业整体的9.5%降幅,约5.33万个工作岗位消失。这些数字所描述的不是“结构调整”,而是去工业化:一个曾经以工业出口为经济核心的国家,正在系统性地失去其工业基础。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将原因指向能源成本,但经合组织的判断更为尖锐:中东局势“不能成为德国经济疲软的借口”,问题核心在于德国自身的政策短板。

政治碎片化是经济衰退的制度后果。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选择党获得20.8%的选票,成为第二大党。到2026年9月,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以43.8%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以38.2%的得票率同样位居第一,而基民盟在后者甚至未能跨过5%的门槛进入州议会。当前联合政府的民众满意度在执政一年后跌至12%,创下该调查的历史新低。这些数字的组合揭示了一个结构性困境:主流政党对选择党奉行“不合作防火墙”,但在“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碎片化格局中,防火墙抬高了组建任何稳定联合政府的门槛。联盟党与社民党在财税和福利政策上的对立(减税vs.增税、财政纪律vs.放宽债务刹车、削减福利vs.全民保险)使许多关键改革被拆分为零碎的局部调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当德国政府在国内无法形成连贯的治理方案时,它在欧洲层面推动任何共同议程的能力也相应萎缩。德国“火车头熄火”的欧洲含义不是德国不再愿意领导,而是德国不再有能力领导——而欧洲没有任何替代性的领导来源。

(三)法国中间派改革困境:马克龙改革与街头抵抗循环;政府承认对骚乱“预判不足”

法国在2026年秋天的危机是马克龙近十年执政逻辑的终点。2017年,三十九岁的马克龙以“革命”为书名、以“既非左翼也非右翼”为旗帜当选,承诺通过自由市场改革重振增长、通过经济增长赢回选民、通过赢回选民遏制极右翼。近十年后,这三个承诺中的每一个都未兑现,而它们的失败方式揭示了法国治理模式的一个更深层困境。

改革的逻辑与后果需要精确陈述。马克龙降低了企业税和工资税,废除了金融资产财富税,其理论依据是投资和就业将随税负下降而增加,增长的红利将最终惠及所有人。但这一理论在法国的经验中未能成立。经济增长持续低迷,2026年预计仅增长0.8%,失业率维持在8.3%。减税每年给国库带来数十亿欧元的收入损失,而债务从马克龙上任时的水平膨胀至2026年的约3.6万亿欧元,占GDP的119%至120%,在欧元区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2027年国债利息支出预计达到910亿欧元(另一测算为729亿欧元),超过教育预算,逼近国防预算规模。这一算术的后果是:减税创造的财政空间被利息支出吞噬,而利息支出不产生任何公共服务、不创造任何就业、不改善任何人的生活。它是一个纯粹的、不可协商的财政漏损。

街头抵抗的循环是这一逻辑的政治表达。2018年至2019年的“黄背心”运动迫使政府撤销燃油税上调,但结构性问题未被触及。2023年的养老金改革引发大规模罢工和抗议,改革在议会强行通过但社会共识从未建立。2026年秋天的骚乱是这一循环的最新环节,但其规模超出了前两轮的框架。法国情报部门预计六万至十一万人参与十月十七日的示威,实际人数达到五十五万(内政部)至八十万(总工会)。巴黎及周边地区仅部署约两千三百五十名机动警力,街头一度出现十二名警察对抗上百名示威者的场面,抗议者一度逼近距离总统府三百米处。巴黎、马赛和里昂市长联合署名指责政府“预判与准备不足”,马赛市长批评政府和警方将法国第二大城市“拱手让给了抢劫犯和不法分子”。

马克龙在十月二十六日于马赛承认了预判失误,表示当局“低估了清晨起参与行动的极左翼团体规模,导致警力部署不足”。这一承认的措辞值得分析:它将失败归因于情报和规模估计的技术性错误,而非治理逻辑的结构性缺陷。但技术性解释无法说明为什么情报部门低估了五倍,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在2018年“黄背心”已经暴露了预警机制的缺陷之后,同样的缺陷在2026年以更大的规模重演。更精确的诊断来自中国青年报的分析:马克龙近十年的执政“并未解决法国的根本问题——增长乏力、公共服务萎缩和社会分裂”,而他的改革“多停留在小修小补上”。小修小补之所以成为常态,不是因为决策者缺乏雄心,而是因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无论是削减养老金以控制债务,还是增税以维持公共服务——都会触发它所试图解决的同一个街头抵抗循环。政府在一个闭环中运作:改革需要财政空间,财政空间被债务利息锁定;债务利息要求改革,改革触发抵抗;抵抗迫使让步,让步消耗财政空间;财政空间缩小使下一次改革更加困难。2026年的骚乱不是这个闭环的破裂,而是它的加速运转。

马克龙个人的政治轨迹是这一结构的人格化表达。他的支持率跌至15%,执政联盟在议会不占多数,2027年总统选举中中间派可能甚至没有候选人进入第二轮。勒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爱丽舍宫。中间派改革的失败并不自动意味着极右翼的成功,但它意味着中间派已经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来吸收任何有意义的改革的成本。而一个无法改革的法国,在一个需要改革的欧洲中,构成了治理赤字最尖锐的国内表达。

将三个层面并置,一个结构性的判断浮现出来。后默克尔时代的领导力真空不是一个人事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法德两国同时失去了在国内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因此也失去了在欧洲层面提供领导的能力。德国经济的结构性衰退不是一次周期,而是一个模式问题:以廉价能源和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已经终结,而替代模式尚未形成。法国中间派改革的困境不是一个策略问题,而是一个算术问题:债务利息和刚性支出已经锁定了大部分财政资源,任何新增承诺都需要从存量中寻找来源,而存量中的每一欧元都已经有了指定的去向和捍卫它的选民。

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2026年骚乱的深层结构:当政府面对街头的民生诉求时,它不仅在道义上被期待回应,而且在财政上被约束、在政治上被否决、在治理能力上被掏空。法国政府可以承诺增聘三千名代课教师,但它无法承诺一个不触发债券市场惩罚和选举反弹的教育投入计划。意大利政府可以增派五百名军人到米兰,但它无法承诺一个不违反欧盟财政规则的住房补贴方案。德国政府可以谴责选择党的崛起,但它无法承诺一个在不削减福利的前提下实现防务目标的预算。治理赤字不是“政府做得不够好”,而是“政府在现有约束条件下能够做的事情,与街头的期待之间存在一个无法通过技术调整弥合的差距”。合法性耗散是这一差距的政治后果:当公民反复经历“承诺—失望—再承诺—再失望”的循环后,他们对制度内解决路径的残余信任逐渐耗尽。十月十七日之后,法国部分工会和学生组织将下一次全国性抗议定在十一月五日。这一决定本身就是一个症状:在政府承认预判失误、承诺回应合理诉求之后,街头的回应是设定下一个日期,而不是等待承诺兑现。信任已经不再是默认设置,它需要被反复证明,而证明的条件——财政空间、政治稳定、治理能力——恰恰是2026年欧洲最稀缺的资源。

本章的材料局限需要标注。法德轴心的分析主要依赖欧洲2日和中国評論新聞的报道,前者为希腊财经媒体,后者为港台评论媒体,两者的分析框架各有侧重,本报告将其作为对“领导力真空”这一共识性判断的佐证,而非单一权威来源。德国经济数据(DIW预测、安永就业数据、能源密集型行业产出)来自中文财经媒体和德国公共电视台的转引,原始报告的方法论细节未完全披露。选择党州选举数据来自央视和凤凰网的分析,得票率数字在不同来源间一致,可信度较高。法国骚乱的警力部署和预判失误数据来自大公报对《纽约时报》和法新社的转引,以及新浪对央视新闻的转引,两者在核心事实上一致(情报低估、警力不足、市长批评),但具体数字(2350名机动警力、12对上百)的原始来源未在转引中完整标注。马克龙承认预判失误的表述来自央视新闻转引,措辞的准确性应被视为可靠。法国债务和利息数据在不同来源间存在差异(910亿 vs. 729亿),本报告在正文中同时呈现两者,并标注其不确定性。

二、代议制民主的回应性危机

前文分析了领导力真空的供给端——法德两国同时失去在国内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本节转向需求端:当传统代议制政党无法将选民的诉求转化为可交付的政策结果时,选民与制度之间的契约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回应性危机的核心不在于“政府没有回应”,而在于回应的形式与诉求的内容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选举承诺要求的是可归功的、在选举周期内可见的交付;而民生困境的根源——债务利息、能源成本、住房供给的结构性缺口——恰恰是任何一届政府在任一选举周期内都无法单独解决的。这一错配的政治后果在2026年秋天以两种形式呈现:传统政党的选举基础加速瓦解,以及街头作为替代性表达渠道的“短路”效应。

(一)选举承诺与治理现实的落差

选举承诺与治理现实之间的落差不是一个新现象,但2026年的特殊性在于落差的幅度和可见性同时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法国是最清晰的样本。马克龙在2017年以改革者的姿态当选,承诺通过增长创造就业、通过就业赢回选民、通过赢回选民遏制极右翼。近十年后,这三个承诺的链条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断裂了:2026年法国经济增长预计仅0.8%,失业率维持在8.3%,而极右翼的勒庞在2027年总统选举民调中以32%至33.5%的支持率领先。更关键的数据来自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法国69%的民众对民主运作不满意,西班牙68%,意大利62%。这一满意度水平意味着,选举承诺的失败不是被感知为“这一届政府做得不好”,而是被感知为“这个制度无法兑现其核心承诺”。

德国的情况在结构上相似但时序不同。默茨在2025年上任时承诺重振经济、改善社会保障。一年后,基民盟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得票率从37.1%暴跌至17.2%,默茨本人承认这是“几十年来最惨重的选举失败”,并承认“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这一承认的措辞值得分析:它将失败定位为目标的未实现,而非承诺的虚假。但在选民的经验中,两者的区别并不重要。当一个政党反复承诺它未能交付的东西时,选民不会区分“善意但无能”与“有意欺骗”;他们只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政党的承诺不再具有信息价值。

阿杰姆奥卢的诊断精确地捕捉了这一危机的深层结构。他概括了过去半个世纪自由民主制的“两个失败”:第一个是未能兑现共享繁荣的承诺,受打击最重的是工人阶级;第二个是“自上而下的文化政治的兴起”,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群体主导了社会党和工人阶级政党,对其支持者关切的问题“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或不予理会”。这两个失败的叠加产生了一个政治后果:传统政党的选举联盟在物质利益和文化认同两个维度上同时瓦解。一个法国郊区的高中生家长可能在经济上被全球化抛下,在文化上被都市精英的议程忽视,而这两个不满在传统左右翼的框架中找不到一个统一的表达。极右翼提供的框架——“法国人的法国”、秩序、边界、国家认同——恰恰将这两个不满合并为一个叙事。选举承诺的落差之所以危险,不在于它使选民失望,而在于它使选民转向那些承诺更简单、归因更直接的替代者。

(二)传统左右翼空心化:德国基民盟的腰斩与法国传统政党的边缘化

德国基民盟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失败提供了一个可供解剖的标本。得票率从37.1%降至17.2%,减少的20个百分点几乎精确对应选择党从20.8%升至43.8%的增量。这一对应关系不应被解读为“基民盟选民直接转投选择党”的机械转移——选民行为远比这复杂——但它指向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基民盟曾经占据的政治空间已经被选择党系统性地接管。默克尔本人对此的表述是“这简直令人震惊……我们正亲历着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转折点的含义不在于一个政党的得票率变化,而在于一个曾经以“防火墙”功能自我定义的政党(基民盟在德国政治中的角色长期是“确保极右翼无法执政”的担保人)失去了执行这一功能的政治资本。

法国传统左右翼的边缘化在2026年秋天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传统右翼共和党主席勒塔约在2027年总统选举民调中支持率维持在9%至11%之间;左翼社会党阵营在格吕克斯曼(8%至11%)与前总统奥朗德(约9%)之间摇摆,绿党和法共候选人支持率均不足5%。这些数字的分布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传统左右翼不是被一个统一的替代者击败的,而是在极右翼(勒庞32%以上)和极左翼(梅朗雄12%至15%)的两端挤压下被掏空了中间。2026年3月的市镇选举已经预示了这一格局:极右翼国民联盟掌控的大中型市镇数量翻了三倍,而“马克龙主义”的中间派在表面稳定之下,“重塑格局的历史机遇恐怕已经丧失”。

传统左右翼在骚乱中的表现进一步暴露了它们的空心化。勒庞在骚乱爆发后迅速将危机框架为“执政体系失去权威的表现”,以强硬治理者的姿态争取选民。梅朗雄则谴责媒体聚焦暴力画面而忽略和平示威者,批评警方“制造混乱”。两人的策略在方向上相反——勒庞指向秩序,梅朗雄指向权利——但在结构上相同:他们都不是在回应骚乱的诉求,而是在争夺骚乱的解释权。传统左右翼的困境在于,它们既无法像勒庞那样提供一个简单的归因框架(移民、秩序、国家认同),也无法像梅朗雄那样提供一个清晰的对抗姿态(阶级、分配、警察暴力)。它们被困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承认问题的复杂性,而复杂性在选举市场中是一种负资产。一个承认“这个问题需要十年结构性改革才能缓解”的候选人,面对一个承诺“我上任第一天就会解决它”的对手,在短期内几乎没有胜算。传统左右翼的空心化不是因为它们错了,而是因为正确在选举中不再是一种优势。

(三)抗议政治“短路”:街头作为替代渠道与无领袖抗议的谈判不可能性

当选举渠道的回应性被感知为不足时,街头成为替代性表达渠道。这一替代的逻辑在2026年秋天以两种形式呈现,而两者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短路”的核心。

第一种形式是制度化的街头政治。法国总工会和学生组织在十月十七日的动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它们将下一次全国性抗议定在十一月五日,并在政府宣布宵禁和禁止示威后继续以“合法示威”的形式维持压力。这一形式在本质上是选举政治的延伸:工会通过动员规模向政府施压,政府通过会面与工会谈判,双方在一个可辨识的博弈框架内行动。马克龙在十月二十二日表示政府将与抗议各方举行会议,“围绕抗议诉求,特别是青年诉求展开对话”。这一表态表明,制度化渠道至少在形式上仍然运转。

第二种形式是无领袖的暴力边缘。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将暴力归咎于“极左翼”的“黑块”战术,称其“以紧凑队形行进,通常位于游行队伍边缘”,“目标是挑起与执法力量的对抗”。比利时和意大利的调查指向“弱组织”结论。这一形式的政治逻辑与制度化街头政治完全不同:它不寻求谈判,不提出可交付的诉求,不承认政府的对话邀请具有任何合法性。它的目标不是“让政府做某事”,而是“让政府无法做任何事”——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在一个无法被改革的结构中制造一个可以被看见的断裂。

“短路”的实质在于这两种形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政府可以与总工会谈判工资和养老金,可以与学生会谈判教育投入和法国高等教育申请平台的透明度。但政府无法与一个没有代表、没有纲领、没有可签署协议的对象谈判。当努内兹承认警方“失去控制”、当马克龙拒绝内务部长的辞呈以确保“执法力量的持续指挥”时,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它无法通过让步来平息的对象,因为让步需要对手,而对手不存在。无领袖抗议的谈判不可能性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结构性特征:它恰恰通过拒绝成为可谈判的对象,来拒绝被收买、被分化、被制度化。这一策略的代价是它也无法将暴力转化为政治成果——烧毁的市政厅不会变成更好的学校,洗劫的奢侈品店不会变成可负担的住房。但它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运作:它使治理的失败变得可见,而可见性本身在一个选举回应性被耗尽的环境中,成为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

这一“短路”对代议制民主的长期后果需要被精确陈述。选举渠道的回应性下降→街头成为替代→街头的暴力边缘使制度化对话更加困难(因为政府必须首先恢复秩序才能谈判,而恢复秩序的手段——宵禁、禁止示威、军队部署——进一步压缩了和平表达的空间)→和平表达的空间收窄使更多的不满流向暴力边缘→暴力边缘的扩大使政府更加倾向于以治安框架回应→治安框架的强化使选举渠道的回应性进一步下降。这一循环在2026年秋天尚未闭合,但它已经显示了闭合的趋势。法国部分工会和学生组织将十一月五日定为下一次抗议日,这一决定在形式上维持了制度化渠道的连续性,但在实质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政府已经表示愿意对话、同时正在部署军队和考虑禁止示威时,对话与压制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如果工会走进会议室而军队留在街头,街头的暴力边缘会接受一个它们没有参与谈判的妥协吗?代议制民主的回应性危机最终指向的不是“政府是否愿意回应”,而是“回应是否还能通过代议制的形式被组织和交付”。2026年秋天的欧洲街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至少目前,是否定的。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标注。法国传统左右翼民调数据(勒塔约9%—11%、梅朗雄12%—15%、社会党8%—11%)来自2026年6月的欧洲时报和今日头条转引,距骚乱发生有数月间隔,民调在骚乱后的变化未在现有材料中完整呈现。皮尤调查数据(法国69%不满意)来自《纽约时报》文章的转引,原始调查的时间和方法论细节未披露。德国基民盟得票率数据(37.1%→17.2%)在央视、人民网和南方新闻网之间一致,可信度较高。马克龙“禁止非工会组织示威”的表述来自新华社转引,措辞准确。无领袖抗议的“谈判不可能性”分析为本报告的理论判断,其经验基础来自努内兹和意大利内政部长的表态,但“不可能性”的程度和边界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本节的分析以法国为主要案例,其可推广性需在第九章的交互机制类型学中进一步检验。

三、欧盟治理能力边界

前两节分析的是成员国层面的治理赤字:法德领导力的供给萎缩,以及代议制民主回应性的需求端断裂。本节将分析层面向上移动一级,考察欧盟作为一个多层治理体系,在2026年秋天的危机中暴露出的能力边界。这一边界不是“欧盟做得不够好”的笼统批评,而是三个具体的制度性错配:货币统一与财政分散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共同能源政策在危机响应上的时间错位,以及共同安全议程对成员国国内社会契约的挤压。三者共同指向一个结论:欧盟拥有足够的工具来制定目标,却缺乏足够的手段来在成员国社会承受力耗尽之前交付结果。

(一)货币一体化与财政分散化的张力:一个被反复诊断却从未治愈的结构

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在其诞生之初就包含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结构性缺陷:货币政策集中化,财政政策分散化。二十多个在产业结构、能源依赖度、债务水平和劳动力市场韧性上存在显著差异的成员国,共同面对欧洲央行制定的同一套利率工具,却各自保留预算、税收和结构性改革的主权。这一设计在正常时期尚可通过市场纪律和政治协调来管理,在不对称冲击叠加的时期则暴露为一种系统性的脆弱。

2026年的冲击是不对称的,但其不对称的方式与2010年欧债危机不同。当时,冲击集中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小型外围经济体,核心国家尚有余力组织救助。2026年的冲击同时打击了核心与外围: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德国制造业因能源成本而加速萎缩,法国则同时承受债务利息膨胀和社会支出压力。欧洲央行行长穆兰在10月明确表示,法国的问题“不是流动性危机,而是财政顽疾,必须由巴黎自行解决”,并提前关闭了未来救助的大门。这一表态的严厉程度需要被精确解读:它不是在说欧洲央行不愿意救助法国,而是在说欧元区救助机制的根本逻辑已经改变——从“最后贷款人”转向“财政纪律强制者”。当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法国是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被明确告知“没有兜底”时,货币联盟与财政联盟之间那个被反复诊断却从未治愈的缺口,就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约束。

这一约束对骚乱的含义是间接但决定性的。法国政府面对街头诉求时,其财政回旋空间被三重锁定:债务利息(2027年预计910亿欧元)已经锁定了税收的相当比例;欧盟财政规则要求赤字从5.4%向3%收敛;而欧洲央行拒绝为任何偏离提供缓冲。意大利的处境在结构上相似,其债务率更高(约137%),但至少有一个名义上的欧盟财政框架可以援引“国家免责条款”来为国防支出腾出空间——然而这一条款的代价是,它明确将国防置于其他支出之前,从而在制度层面确认了民生支出在优先级排序中的从属地位。货币一体化没有创造出财政一体化的对应机制,而分散的财政在危机时刻各自为战的结果是:每一个政府都在自己的预算约束内独自面对街头的愤怒,而欧盟层面的协调能力仅限于敦促和评估。

(二)共同能源政策缺位:“加速欧盟”的时间错位

欧盟在2026年并非没有能源政策。4月推出的“加速欧盟”行动方案包含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协调成员国补充天然气储备、要求炼油厂满负荷运转、设立燃油监测机构、协调航空燃油与柴油供应保障、协助成员国制定针对弱势家庭的临时性减税措施。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的评价是公允的:这些措施“基本针对当前欧洲能源问题中最为紧迫的环节”,在短期内有望发挥作用。问题不在于方案的内容,而在于方案的时间结构与危机的时间结构不匹配。

“加速欧盟”的名称本身就透露了这一错位的性质。方案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加速向本土清洁能源转型来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在中期内降低欧洲能源价格的脆弱性。这一逻辑在战略上是合理的。但它的政策效果依赖于时间积累:电网建设、可再生能源产能扩张、炼油厂升级、跨境能源互联——每一项都需要数年甚至十年以上的周期。而2026年9月的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整体通胀3.8%,这些数字在数周内就转化为家庭账单和街头愤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承认,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却未换来更多能源供应”。这一承认的修辞结构值得注意:它描述的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成本,而方案提供的是一个尚未到来的缓解。

10月的欧盟峰会将能源价格列为最紧迫议题,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亟须采取协同紧急应对举措”,但峰会的结果是“并未批准出台新的扶持措施”,仅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并在必要情况下提出更多短期举措”。这一结果的分歧线是清晰的:南欧和东欧国家希望欧盟委员会采取行动,北欧国家与德国“倾向采用更温和的表述,担心仓促举措会引发市场恐慌”。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观察更为尖锐:能源危机“对各国造成的冲击程度不一。仍依赖油气的国家,承受的压力远大于那些大规模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国家”。这一差异意味着,共同能源政策的缺位不是一个中立的技术性失败,而是一个分配性的政治选择:冲击的不对称性使“不采取共同行动”本身成为一种有利于某些成员国、不利于另一些成员国的政策。

对骚乱的含义是直接的。当法国和意大利的家庭在10月支付比一年前高出40%的柴油费用时,欧盟层面能够提供的回应是一个“评估并在必要情况下提出更多短期举措”的承诺。这一承诺在布鲁塞尔的官僚时间中是正常的(评估需要数周,提案需要数月,批准需要成员国共识),但在街头的政治时间中,它等同于“没有回应”。意大利与欧盟委员会就“公用事业账单法令”进行的谈判、法国关于短期放宽炼油厂技术指标的提案,都是在成员国层面寻找欧盟层面无法提供的即时缓解。这些成员国层面的措施可以产生效果,但它们的碎片化恰恰证明了共同能源政策的缺位:每个国家都在用自己的财政能力和政治意愿来缓冲同一个冲击,而缓冲能力的差异直接转化为街头愤怒的烈度差异。

(三)共同安全政策对国内社会契约的挤压:东翼、南翼、核心区的优先次序分歧

共同安全政策是2026年欧盟治理能力边界中最尖锐的维度,因为它直接触及一个零和性质的分配问题:在财政空间既定的条件下,安全支出的增加意味着社会支出的减少,而“安全”的定义和优先次序在成员国之间并不一致。

北约2029年军事能力目标的磋商在10月启动,其财政含义正在进入成员国的预算辩论。欧盟委员会在2月已经提议,成员国可通过税收政策工具“适配更高水平的国防开支”,包括“提高社会支出的精准性”——这一措辞的委婉含义是,社会支出需要被“优化”以腾出空间。委员会同时指出,启动“国家免责条款”的成员国可以“暂时偏离”净支出增长上限,“无需仓促地为额外的国防支出腾出预算空间——此举可避免对社会福利等其他支出项目造成压力”。这一条款的设计意图是保护社会福利免受国防开支的挤压,但它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一个前提:成员国是否愿意在启动免责条款的同时维持社会支出的增长。在债务约束和政治压力下,这个前提并不稳固。

成员国之间的优先次序分歧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波兰的国防支出已占GDP的4.12%,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主张防务开支的优先性压倒一切。波罗的海国家主导着欧洲对俄罗斯威胁的认知基调。而南欧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面对的是生活成本危机、高债务和公共服务退化的更紧迫压力。意大利国防支出仅占GDP的1.6%,当梅洛尼政府在联盟党压力下将国防支出方案削减80亿欧元时,这一削减在波兰看来是对共同安全的削弱,在意大利政府看来则是对国内社会契约的必要保护。欧盟防务路线图的具体项目分歧进一步暴露了这一张力:法国坚持优先升级勒阿弗尔至波兰边境的铁路设施,意大利则希望优先推进亚得里亚海走廊建设;法国和德国抱怨“无人机墙”“东翼监测”等项目“围绕东欧及北欧国家需求推进,法德自身利益未得到充分兼顾”。

这些分歧的累积效应是:共同安全政策在制度层面推进,但在社会契约层面制造了一个无法被欧盟框架消化的分配冲突。布鲁塞尔街头的受访者精确地表述了这一冲突的微观机制:帕特里克说“如果在国防上投入更多,我们在其他方面就也会有所损失”;杰西卡说“资金必须投入教育,因为教育关系到未来”。他们的表述不是对安全需求的否认,而是对优先次序的质疑。当欧盟委员会建议“提高社会支出的精准性”来为国防腾出空间时,它实际上在告诉杰西卡:她所珍视的教育投入需要被“精准化”以让位于一个她无法直接感知其收益的军事能力目标。这一信息在选举政治中的传递效率极低,而在街头政治中的传递效率极高。极右翼政党——法国的国民联盟、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国家未来党——正在系统性地利用这一信息,将“要福利不要军费”包装为一个连贯的选举纲领。

将三个维度并置,欧盟治理能力边界的轮廓变得清晰。货币一体化与财政分散化的张力意味着,当成员国面对不对称冲击时,它们无法依赖一个共同的财政缓冲,只能各自在债务约束内挣扎。共同能源政策的时间错位意味着,欧盟层面的战略规划无法在危机的时间尺度上提供缓解,而成员国层面的碎片化回应加剧了冲击的不平等分布。共同安全政策对国内社会契约的挤压意味着,欧盟在推进一个其成员国社会尚未准备好为其支付可见成本的议程,而这一议程的分配后果在成员国之间和成员国内部同时制造着分裂。

2026年秋天的骚乱不是这些制度缺陷的“后果”,因为骚乱的直接触发是能源价格、住房短缺和公共服务退化,而非欧盟的治理结构。但骚乱的烈度和政治含义被这些制度缺陷显著放大。一个法国青年在利摩日市政厅的火焰前表达的不满,部分指向的是一个无法为他提供体面教育、可负担住房和稳定能源价格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财政能力和社会支出空间,被一个拒绝为法国债务兜底的欧洲央行、一个无法在数周内交付能源缓解的欧盟能源框架、以及一个要求社会支出“精准化”以让位于防务目标的共同安全议程,同时压缩着。欧盟的治理能力边界不在于它“什么都没做”,而在于它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一个时间尺度上运作,而这个时间尺度与街头愤怒的时间尺度之间的差距,恰恰是骚乱得以从不满升级为暴力的空间。当欧盟峰会在10月15日至16日讨论能源价格时,法国的市政厅正在燃烧;当北约在10月底启动防务规划磋商时,意大利南部的卡车司机正在封锁港口。这些并置不是因果关系的证明,而是治理时间与危机时间错位的经验记录。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明确标注。欧元区货币与财政张力的分析依赖东方财富网对欧元区一季度数据的综述和BT财经对欧洲央行表态的报道,前者为财经媒体而非学术分析,后者对穆兰表态的引述未经欧洲央行官方声明的独立核实,本报告将其作为“市场感知”的证据而非“官方立场”的精确记录使用。“加速欧盟”方案的内容和时间错位的判断来自经济网对丁纯的采访和中国金融信息网的分析,丁纯的判断具有专业可信度,但“时间错位”的表述是本报告基于其分析框架的概括,而非其原话。欧盟峰会分歧的描述来自新浪财经对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转引,该来源为意大利主流财经媒体,可信度较高,但转引的完整性未经独立核实。东翼、南翼、核心区优先次序分歧的分析综合了参考消息对西班牙每日新闻的编译、中國評論新聞对欧盟防务路线图的报道,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对防务支出差异的综述,其中防务支出占GDP的具体数字(波兰4.12%、意大利1.6%)来自后者,未经北约官方数据的独立验证。北约磋商和布鲁塞尔民众表述来自央视记者的现场报道,可信度较高,但受访者的选择性和代表性未经方法论说明。欧盟委员会关于“提高社会支出精准性”的表述来自IBFD对委员会答复的转引,原文为英文,转引的准确性应被视为可靠但非逐字逐句的官方文本。

四、信息生态与不满放大

前节分析的欧盟治理能力边界,指向一个制度层面的结构性缺陷:决策的时间尺度与危机的时间尺度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错位。本节将分析层面从制度转向信息,考察2026年秋天的骚乱如何被特定的信息生态所塑造、放大和传播。这一考察需要避免两种常见的简化:一种是将社交媒体视为骚乱的“原因”,仿佛没有平台就不会有街头暴力;另一种是将平台视为中立的“工具”,仿佛它们只是传递了本已存在的不满。更精确的判断是:社交媒体改变了不满的组织形态、暴力的传播机制和叙事的跨国同步速度,从而使同一水平的不满产生了比前社交媒体时代更高的暴力产出和更快的跨国扩散。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信任度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跨国叙事同步化的加速,共同构成了一个使“欧洲在燃烧”从分散的国内事件汇聚为统一感知的信息条件。

(一)社交媒体:动员与激化的双重功能

法国案例提供了社交媒体在骚乱中发挥作用的清晰时间线。9月初,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条抗议油价上涨、动员民众在10月17日“集结”的短视频,并被广泛传播。RTL的调查进一步确认,这场运动“诞生于9月8日的一条TikTok视频”,随后在这些通信渠道上组织起来。这一时间点的意义需要被精确评估:从动员信号的出现到实际爆发,间隔了将近六周。六周足够让一个自发的视频演变为跨群体的动员结构,也足够让工会组织、学生团体和“黄背心”遗绪在这条初始信号周围聚集。凤凰网的报道确认了这一过程:“这一抗议动员获得多个群体的响应,部分工会组织也加入其中”。

社交媒体的功能在这一阶段是聚合性的:它将原本分散的不满——学生对教育资源的愤怒、驾驶者对油价的愤怒、工会对工资和公共服务的愤怒——聚合到一个可辨识的时间节点(10月17日)和一个可辨识的行动形式(全国示威)上。这一聚合不需要中心指挥,不需要统一纲领,甚至不需要参与者彼此认识。它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传播的符号(“10月17日集结”)和一个可复制的传播渠道(短视频平台)。平台不生产不满,但它生产不满的同步性——在一个没有平台的环境中,同样的不满可能以分散的、不同步的、彼此不知晓的方式存在数月而不形成全国性动员。

在暴力爆发的阶段,社交媒体的功能从聚合转向激化。比利时内政大臣昆丁的表述提供了对这一转向的精确命名:他称之为“暴力的TikTok化”。昆丁指出,暴力与破坏的影片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可能会促使其他年轻人参与类似的行动”,他因此计划与社交媒体平台代表会面,讨论平台应承担的责任。这一表述的经验基础是比利时自己的案例:列日和布鲁塞尔的骚乱中,参与群众多为年轻人,其中甚至有未成年人。昆丁的逻辑是:一个年轻人不需要认识任何一个参与骚乱的人,他只需要看过那段视频,就知道“这是可以做的”,并且知道大致怎么做。视频提供的是脚本,而非指令。脚本的传播不需要组织,只需要观看。

这一“激化”功能在法国同样可被观察,但其机制需要与“聚合”功能区分。聚合发生在动员阶段,作用于不满的表达形式;激化发生在暴力阶段,作用于暴力的扩散机制。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平台的中介角色,但它们的因果结构不同:聚合需要的是信息的传播广度(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10月17日”),激化需要的是信息的情感强度(让观看者产生“我也要参与”的冲动)。短视频平台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它的算法倾向于推送高情感强度的内容(火焰、冲突、警民对抗),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激化所需要的素材。

欧洲议会层面的反应确认了这一问题的政治重要性。30多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信函,要求欧盟委员会紧急调查社交媒体在煽动骚乱中的角色,以及“直播示威和传播相关影像可能带来多少收益”。他们要求欧盟委员会动用《数字服务法案》的危机应对机制,“采取适度且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暂停社交媒体平台的服务”。这一诉求的措辞值得分析:它承认措施应当是“适度且有针对性的”,并将平台暂停定位为“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这一谨慎是合理的,因为任何对平台内容的监管都涉及言论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的艰难平衡。但它的存在本身说明了一个事实:在2026年秋天的欧洲,骚乱的传播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国家治安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跨境平台治理的制度问题。法国当局在10月24日新一轮示威前在全国部署约七万名警员,内政部长努涅兹同时指出社交媒体上已出现煽动暴力和抢劫商店的言论。治安部署与平台监控被并置为同一应对策略的两个组成部分。

欧盟层面的调查还涉及一个更复杂的维度:外国势力利用平台放大骚乱的可能性。欧盟正在调查“亲俄及极右翼社交媒体账号在散播暴乱视频,企图制造更多骚乱”,伊朗和阿尔及利亚也被怀疑参与幕后传播。《金融时报》发现,有账号将2024年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示威的烟火视频宣称为法国暴乱,获得数百万次观看。然而,一名欧洲情报官员的表述提供了必要的限定:“法国确实存在因民众怒火而起的示威,外国政府则试图加以放大”,但“将这一切归咎于俄罗斯会过于简化”。这一限定精确地划定了分析边界:外国势力放大的是已有的不满,而非制造不满本身。将骚乱完全归因于外部干预,既在经验上缺乏证据(“尚无具体证据显示俄罗斯直接煽动”),在政治上也是一种逃避——它使国内治理的失败可以被解释为外部敌人的成功。本报告采纳这一限定,将外国势力干预定位为“放大器”而非“原因”:它可能加剧了暴力的传播速度和强度,但不构成骚乱爆发的充分条件。

(二)传统媒体信任度:一个需要被拆解的叙事

关于“传统媒体信任度下降”的断言在骚乱分析中频繁出现,但其经验基础需要被仔细检验。2026年4月法国广播电台等媒体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89%的法国人认为新闻业“相当有用”,这一比例创下2022年以来新高;42%认为“非常有用”,47%认为“相当有用”。92%的法国人认为记者在辨别信息真假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72%认为其角色至关重要。在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电视仍是法国人的首选(77%),互联网以57%位居第二,社交媒体仅有29%的受访者通过其获取新闻信息。

这组数据与“传统媒体信任度下降”的流行叙事之间存在张力。如何解释这一张力?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对新闻业“有用性”的认可与对具体媒体机构的信任是两个不同的态度维度。一个法国人可以认为“新闻业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辨别真假的功能),同时不信任某一特定媒体(因为它被认为有政治偏见或受商业利益影响)。89%的“有用性”认可恰恰可能反映了一种对可靠信息的渴望,而非对现有媒体供给的满意。法媒自己的分析也指向这一方向:“一半的法国人表示他们正在更频繁地经历虚假信息轰炸,自人工智能兴起以来,人们对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内容信任度正急剧下降”。对社交媒体内容信任的下降,与对新闻业“有用性”认可的上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信息环境恶化时,人们对专业信息生产的需求反而增加,即使他们对具体媒体机构的信任并未同步恢复。

这一拆解对骚乱分析的含义是:不能简单地将骚乱归因于“假新闻”或“媒体信任崩溃”。法国骚乱的动员信号(9月初的TikTok视频)并非假新闻,它是对油价上涨这一真实条件的真实表达。暴力的扩散也不完全依赖于虚假信息,它依赖于可观看的暴力影像——这些影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真实的(利摩日市政厅确实在燃烧),其激化效应来自影像的情感冲击,而非其虚假性。虚假信息(如将第比利斯视频伪装为法国暴乱)在边缘放大中发挥作用,但它不是骚乱的主因。将骚乱归咎于“信息生态恶化”,在分析上是一种转移:它将注意力从第二章分析的物质条件(能源价格、住房短缺、公共服务退化)和第三章分析的治理赤字(财政约束、代议制回应性、欧盟能力边界)上移开,转向一个更容易被技术性修复(平台监管、事实核查)的领域。技术性修复可能是必要的,但它不能替代对结构性条件的回应。

(三)跨国叙事同步化:从马德里到里斯本的策略借鉴

葡萄牙的营地抗议提供了2026年秋天跨国叙事同步化最清晰的案例。10月17日,数千名示威者占领里斯本罗西奥广场并搭起约200顶帐篷;波尔图的唐若昂一世广场此前已被占领十天。这一行动形式——帐篷营地、广场占领、钥匙碰撞的象征性声响——在西班牙马德里太阳门广场已经持续了近四周,并“促成了政治动荡,导致大选提前至11月29日”。葡萄牙抗议者明确参照了西班牙模式,甚至使用了一个直接来自马德里的名称:“里斯本营地”,其灵感来源在名称中已经标明。

这一参照的实质需要被精确理解。它不是组织上的协调:没有证据表明马德里的组织者指挥了里斯本的行动。它不是纲领上的统一:西班牙的核心诉求(反对驱逐、租金管制、提前选举)与葡萄牙的核心诉求(终止驱逐、打击房地产投机、控制租金)在内容上相似但不相同。它是策略上的借鉴:一个在相似条件下被证明有效的行动形式,被复制到另一个国家,因为行动者认识到两国面临的是同一种结构性问题。葡萄牙抗议者使用的口号——“没有住房的一代”“住房是权利,不是奢侈品”——在马德里的营地中已经出现过。帐篷作为一种行动形式,其优势在于它的可见性和持续性:帐篷占据广场,创造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物质存在;营地持续数日或数周,使抗议从一次性的示威转变为一种持续的状态。这一形式的可复制性不依赖于语言或政治传统,只依赖于一个可被占领的公共空间和一群愿意在其中过夜的人。

跨境协调的意愿在葡萄牙抗议者的表述中是明确的。一名二十二岁的学生说,她认为与西班牙的协调“非常重要”:“我们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会是一种团结的形式,一种让世界理解这里正在发生什么的方式。” 这一表述的关键词是“同样的事情”。它不是“我们支持你们”,而是“我们与你们共享同一个条件”。共享条件的认知是同步化的心理基础:当里斯本的年轻租房者和马德里的年轻租房者都面对租金超过月薪的算术时,他们不需要组织指令就能理解彼此的行动。11月11日这个日期——西班牙工会号召的全国总罢工——被葡萄牙抗议者视为一个可以对齐的时间节点。葡萄牙工会并未号召同日罢工,葡萄牙的宪法和政治传统也与西班牙不同,但日期对齐的象征意义是真实的:它向两国政府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伊比利亚半岛的住房危机被视为一个共同问题。

这一同步化与法国案例中的同步化在机制上不同。法国的跨国同步是通过暴力影像的传播实现的:利摩日市政厅的火焰在数分钟内被米兰和布鲁塞尔的年轻人观看,暴力的脚本被分发到任何有屏幕的地方。伊比利亚的同步是通过行动形式的模仿实现的:帐篷营地作为一种可复制的策略,在语言和文化相近的两个国家之间横向传播。两者的共同点是:同步化不需要中心,不需要纲领,甚至不需要共同的语言(暴力影像不需要翻译,帐篷的形式不需要解释)。它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传播的范例和一个可被识别的共同条件。2026年秋天的“欧洲大骚乱”之所以能够被感知为一个统一的事件,恰恰是因为这些横向的、分散的、无中心的同步化过程,而非因为任何可辨识的协调结构。这一感知本身具有政治后果:当各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欧洲正在燃烧”的印象时,它们的回应——宵禁、军队、安全法令——也在横向模仿中趋同。信息的同步化与应对的同步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明确标注。法国9月初TikTok动员信号的时间(9月8日)来自RTL播客的转述,凤凰网和上游新闻均确认“9月初”存在抗议油价上涨的短视频,但具体日期在不同来源间存在模糊性,本报告采用“9月初”作为时间范围。比利时“暴力的TikTok化”表述来自欧洲时报和韩联社对昆丁国会发言的转引,两者在核心措辞上一致,可信度较高,但昆丁与平台代表会面的实际结果在现有材料中未呈现。欧洲议会30余名议员的联署信函内容来自联合早报的报道,该来源为新加坡主流媒体,对欧盟机构动态的报道通常可靠,但信函原文未在搜索结果中提供。法国媒体信任度数据来自2026年4月的民调(环球网转引法国广播电台),距骚乱发生有六个月间隔,骚乱期间信任度是否发生变化在现有材料中缺乏数据。葡萄牙营地与西班牙模式的关联来自人民网葡萄牙语版和韩联社的报道,两者均确认“反映了西班牙的抗议”和“灵感来自马德里”,可信度较高,但“跨境协调”的具体形式(是否有实际接触或联合声明)在现有材料中未明确。欧盟对外国势力干预的调查状态(“初步阶段”、“尚无具体证据”)来自腾讯新闻转引,该来源为聚合平台,原始报道的出处(可能是《金融时报》或欧盟官方声明)未在转引中完整标注,本报告将其作为“调查进行中”的状态描述使用,而非调查结论。

五、安全化治理的悖论

前四节的分析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欧洲国家在2026年秋天面对的是一个财政上被锁死、政治上被否决、制度上被分散的治理困境。在这一困境中,安全化治理——将社会不满重新定义为治安威胁,并以强制手段而非社会政策来回应——成为最可获取、最可见、在短期内最可交付的选项。宵禁可以在当晚生效,军队可以在数日内部署,安全法令可以在一次内阁会议中批准。相比之下,教育投入的增加需要预算辩论,住房供给的扩大需要数年建设周期,能源价格的下降不在任何一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内。这一不对称性使安全化治理具有一种表面的合理性:它至少“做了些什么”。

但安全化治理包含一个内在的悖论。它的短期效力依赖于一个前提——外部威胁或秩序崩溃的叙事能够说服公众接受对正常政治程序和公民自由的临时限制。当这一叙事成功时,它可能产生“统一效应”,暂时凝聚国内共识,压制街头运动的合法性空间。但当这一叙事失败时——当公众识别出“安全”被用来回避“民生”时——不满不会消失,它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反弹,因为安全化治理不仅没有回应诉求,还额外施加了一层压制,而压制本身成为新的不满来源。2026年秋天的欧洲,这一悖论在多个国家以可观察的形式展开。

(一)外部威胁叙事的“统一效应”及其限度

“聚旗效应”是政治学中一个被充分记录的现象:当国家面临外部冲突或安全危机时,公众倾向于暂时搁置内部分歧,团结在领导人周围,表现为支持率的短期上升。这一效应的经典案例包括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支持率从72%升至84%,以及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支持率从51%飙升至90%。聚旗效应的持续时间通常有限,其强度取决于危机的感知严重性、领导人的回应可见度,以及反对派是否愿意在危机期间保持克制。

2026年秋天欧洲的安全化治理是否产生了类似的统一效应?现有证据指向一个有限且不对称的答案。在意大利,梅洛尼政府在骚乱后迅速将事件框定为“暴徒”对“城市”的挟持。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谴责暴力事件,痛斥“暴徒”利用抗议活动“制造混乱,袭击治安人员,并挟持整座城市”。这一框架的策略意图是清晰的:它将抗议者划分为“有合法诉求的公民”和“利用合法诉求的暴徒”,从而在理论上为政府同时争取两群人的支持——对前者承诺秩序保护,对后者承诺惩罚。萨尔维尼宣布向米兰派遣五百名士兵时使用的措辞是“从言语走向行动!增派500名士兵保卫米兰”。“保卫”一词的选择将米兰呈现为一个需要被防御的对象,而非一个需要被治理的城市。这一修辞在短期内可能获得了一部分公众的认同,尤其是那些因骚乱而遭受财产损失或安全威胁的市民。

但统一效应的限度在2026年的条件下比在珍珠港或九一一时期要窄得多。聚旗效应的经典条件包括:威胁是外部的、清晰的、被领导人通过电视等集中化媒介明确告知的。2026年欧洲的安全威胁恰恰缺乏这些特征。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五年,“团结效应”在战争初期曾经存在,但到2026年已经耗尽。中东战事通过能源价格传导,其威胁形式是账单而非坦克,它不触发恐惧和爱国心,它触发的是对生活成本的愤怒。北约防务加速的“威胁”是俄罗斯,但普通意大利人或法国人每天感受到的“威胁”是房租和柴油价格。当“外部威胁”与日常经验的连接过于间接时,聚旗效应的触发条件就不成立。一个米兰的年轻人在看到“保卫米兰”的标语时,他感受到的威胁不是俄罗斯,而是他自己被定义为一个需要被“保卫”的对象所针对的人。

意大利政府内部的批评进一步削弱了统一效应的基础。联盟党参议员博尔吉的表述——“政府不能把原本可以用于养老金、减税和降低家庭能源账单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来自执政联盟内部,而非反对党。当执政伙伴公开以民生为由质疑安全支出时,“团结在政府周围”的叙事就无法维持,因为政府自身在优先次序上并不团结。意大利总统在事件后呼吁对“似乎突然爆发的暴力”进行“深入分析”,这一呼吁的措辞本身暗示了对纯安全框架的不安。一个真正相信“外部威胁”框架的政府不需要被总统提醒“深入分析”;它会将分析视为安全部门的职责,而非一个需要被公开呼吁的独立任务。

(二)安全化使民生诉求被“降级”:意大利“只谈安全”的批评

安全化治理最直接的后果不是压制了抗议,而是改变了抗议在公共话语中的分类。当一个诉求被安全化处理时,它不再是一个关于“国家应该做什么”的政策问题,而变成一个关于“谁在破坏秩序”的治安问题。这一分类转换的政治含义在意大利案例中以异常清晰的形式呈现。

十月二十日意大利内阁会议的文件清单提供了一个可供解剖的标本。据网易新闻的梳理,在整整一页密密麻麻的公文里,写满的全部都是弹压、戒备和惩戒的律令,竟然找不出一笔用于改善民生、平抑物价或者救济青年群体的专项拨款。同一份文件中的两组数字被并置在一起:一边是调派五百名军人进驻街头的维稳支出,另一边是执法部门在极短时间内拘留的二百七十一名涉案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这一并置的讽刺性在于:军人代表国家必须拨付的财政承诺,被拘留的年轻人代表这个国家“最该拥有未来的年轻一代”被从社会救助和民生兜底的名单中划掉,转手登记为治安对象。

这一批评的精确性需要被检验,而非简单接受。意大利政府并非完全没有社会政策:它在骚乱前已经面临关于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长期批评,骚乱后的安全法令中包含了扩大未成年人预防性拘留权限、允许事后追溯抓捕、增设集会禁令、五人以上团伙暴力滋事最高五年监禁、未成年人造成财产损失由父母承担经济赔偿等条款。这些条款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全部作用于行为之后,而非条件之前。它们惩罚的是已经发生的暴力,而非预防暴力的条件——住房成本、能源价格、青年失业——的恶化。意大利统计局十月十六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4.2%,受管制能源价格上涨25.8%,第三季度低消费水平家庭承受的物价涨幅达到4.4%,明显高于高消费水平家庭的2.9%。这些数字在安全法令中没有任何对应条款。

意大利案例中“只谈安全不谈经济”的批评,其最有力的证据并非来自反对党,而是来自对政府回应框架的结构性观察。同一份内阁文件同时处理了“如何惩罚骚乱者”和“是否增加民生支出”,而后者在文件中缺席。这一缺席不是偶然的,它是财政约束和政治优先次序的产物。意大利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攀升至136.7%,欧盟委员会预计2026年经济增长率仅0.5%,政府债务占比将达到138.5%。在这样的财政条件下,任何实质性的民生支出都需要在已经拥挤的预算中寻找来源,而安全支出——五百名军人的部署、安全法令的执行成本——可以从现有安全预算中划拨,不需要触发预算辩论。安全化治理之所以被选择,部分原因恰恰是它在财政上是最便宜的选项:它不需要与债券市场谈判,不需要与欧盟委员会协商赤字路径,不需要在议会中争取反对党的支持。它只需要一次内阁会议。

这一选择的代价在意大利案例中以一个具体的形式呈现:米兰被拘留的二百七十一名年轻人中,有许多是未成年人。司法部长诺尔迪奥表示政府计划扩大青少年拘留设施,副总理萨尔维尼提议取消“家中有流氓居住的父母”的所有公共福利和补贴。这些措施将未成年人的参与从“教育系统和青年机会的结构性失败”重新分类为“家庭责任的缺失”和“治安问题”。分类转换一旦完成,原本指向政府的问责就被转移到了家庭和个人身上。一个因为校舍破旧、师资短缺、青年失业而走上街头的十六岁少年,在安全法令的框架中变成了一个需要被预防性拘留的对象,他的父母变成了需要被取消福利的失职者。这一转换在逻辑上自洽,在政治上有效,在事实上回避了问题的根源。

(三)安全叙事失效时不满反弹更猛烈

安全化治理的悖论在时间维度上最为尖锐。它的短期效力建立在一个隐含的承诺上:秩序恢复之后,政府将处理根本原因。但如果根本原因在秩序恢复之后仍然存在——而2026年的财政约束确保了它们会存在——那么安全化治理就变成了一次没有后续的干预。它清除了街头的暴力,但没有清除产生暴力的条件。当下一轮触发事件出现时,不满将以更高的起点爆发,因为它已经经历了一次“被压制而无改善”的完整循环。

法国十月二十四日的第二轮抗议提供了这一循环的初步经验证据。在十月十七日骚乱之后,政府实施了宵禁、部署了“哨兵”部队、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正在考虑禁止未经申报、并可能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示威活动”。这些措施在逻辑上属于安全化治理的标准工具箱。十月二十四日,法国内政部统计示威者约四十一万人,少于十七日的五十五万。从规模上看,这是下降。但从结构和烈度上看,情况不同。巴黎、马赛等城市的和平游行在接近尾声时失控,蒙面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烟花,警方以催泪瓦斯和高压水炮还击,部分地区再次发生焚烧垃圾桶和劫掠商铺的事件,近千人被捕。第二波抗议的规模较小,但暴力形态与第一波相似,且发生在政府已经明确展示强制能力之后。

这一结果需要被精确解读。它不证明安全化治理“失败”了——如果目标仅仅是减少示威人数,它部分成功了。但它证明安全化治理未能将不满从街头移除。四十一万人仍然走上街头,在七万警力、直升机、装甲车和水炮车的部署面前。这一事实的含义是:宵禁和军队的存在改变了一部分人的成本计算(那些选择不参加的人),但没有改变另一部分人的参与意愿(那些在明知有七万警力的情况下仍然上街的人)。对于后者,安全化治理的强制展示恰恰确认了他们的判断——政府选择用军队而非政策来回应他们。这一确认强化而非削弱了“这个制度不回应我们”的认知。

意大利的情况在时间上稍晚,但其逻辑相同。十月二十日的安全法令和增兵决定之后,十月二十四日意大利多个城市再次爆发抗议,罗马、米兰、都灵、博洛尼亚的街头挤满了人群。这些抗议的规模和组织形式在现有材料中缺乏系统数据,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安全法令没有使街头清空。梅洛尼政府面临的真正风险,如同意大利媒体所分析的,不是“处罚过重”,而是“把治安问题处理完后,误以为社会矛盾也随之解决”。这一判断的精确性在于它识别了安全化治理的核心谬误:它将“秩序”与“不满”视为两个可以分别处理的问题,而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表达。当政府只处理秩序表达而不处理不满来源时,不满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待下一个表达的机会。

安全叙事失效的另一个维度是国际层面的传导。欧洲的安全化治理发生在俄乌战争和中东战事持续的背景下。当政府以“外部威胁”为框架来论证安全支出的优先性时,它面临一个经验上的困难:俄乌战争在2026年10月处于局部停火推进的阶段,泽连斯基拒绝放弃领土,但战场的烈度较战争初期已经下降。中东战事通过能源价格传导,但其“威胁”形式是账单而非导弹。这意味着,政府可以援引的“外部威胁”在公众感知中并不具有聚旗效应所需的紧迫性和清晰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骚乱期间的外交活动——与芬兰、挪威领导人通话讨论波罗的海安全——与街头的市政厅火焰在同一周发生。这一并置在政府看来是“同时处理内外危机”的能力展示,在抗议者看来则是“你在关心远方而我们在燃烧”的证据。安全叙事需要被相信才能产生统一效应,而2026年秋天的欧洲公众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它:他们看到的不是外部威胁被有效应对,而是外部承诺正在挤压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

将三个维度汇合,安全化治理的悖论可以被概括为一个判断:它是在财政空间耗尽和治理能力分散的条件下最可获取的回应手段,但它的可获取性恰恰以牺牲回应性为代价。宵禁和军队可以在数日内交付,但它们交付的是秩序,而非问题的解决。安全法令可以在一次内阁会议中通过,但它通过的是惩罚,而非预防。当政府选择安全化治理时,它实际上是在告诉公众:我们无法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让你不再以暴力的方式提出它。这一信息在短期内可能被接受,因为暴力确实令人恐惧,秩序确实有其价值。但它的长期效力取决于一个政府无法控制的条件:下一轮触发事件何时到来,以及届时公众是否仍然相信“秩序恢复之后会有改善”的承诺。2026年十月法国的第二轮抗议和意大利安全法令之后的持续示威表明,这一承诺的可信度正在下降。而一个不再相信承诺的公众,面对一个只能交付秩序而不能交付改善的政府,其不满的反弹将不再需要触发事件——它只需要一个日期。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明确标注。意大利内阁会议“找不出一笔民生拨款”的表述来自网易新闻对会议的梳理,该来源为自媒体平台,其分析框架带有明确的批判立场,本报告将其作为对政府回应框架的结构性观察使用,而非作为对意大利预算文件的逐项核实。意大利安全法令的具体条款(五年监禁、两万欧元罚款、预防性拘留扩展至未成年人、父母赔偿责任)在网易、今日头条和上观新闻之间一致,可信度较高。法国十月二十四日示威数据(四十一万人、近千人被捕)来自中国经济网转引解放日报的报道,该来源为上海主流媒体,对法国事件的报道通常可靠,但“近千人被捕”的精确性未经法国内政部官方声明的独立核实。聚旗效应的学术文献来自学术数据库摘要,本报告对其的使用限于概念框架,而非对2026年欧洲案例的直接适用性检验——现有材料中缺乏2026年秋天欧洲各国领导人支持率在骚乱前后的系统民调数据,因此“统一效应”的存在与否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政府修辞策略、执政联盟内部反应、总统呼吁)推断,而非通过支持率变化直接测量。这一局限意味着,本节关于“统一效应有限”的判断应被视为基于定性证据的指示性结论,而非经过民调数据验证的确定性发现。意大利“只谈安全不谈经济”的批评在中文报道中缺乏直接引语来源,本报告将其作为对政府回应框架的分析性判断使用,而非作为已证实的官方立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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