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熙:《2026卢拉胜选报告》(五)
  日期 2026-10-28      作者 李国熙      编辑 云阿云智库●大国关系研究院  

《2026卢拉胜选报告》

导读:2026年10月25日,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以卢拉51.79%对弗拉维奥·博索纳罗48.21%的结果落幕。这一结果的意义远超巴西国界。本报告以全球大国博弈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卢拉胜选的战略意涵、选战机理与后续约束,力求为理解2027年后西半球地缘格局提供一个兼顾宏观结构与微观策略的分析文本。报告全文1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2026卢拉胜选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科技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27日星期二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四章

胜选的边界:

卢拉第四任期面临的国内约束与战略天花板

卢拉以51.79%的得票率赢得总统职位,但同一天产生的国会两院和州长格局,为这场胜利划定了一道清晰的边界。巴西选民在总统层面选择了卢拉,在立法和州级层面选择了他的对手。这一分裂的结果并非偶然的选举技术产物,而是巴西政治结构性右倾的直接表达。理解卢拉第四任期的实际施政空间,必须从这一分裂格局的精确测量开始。总统职位赋予卢拉的是外交舞台上的代表权和行政部门的议程设置权;国会和州级权力格局赋予右翼的是立法否决权、预算控制权和政策执行链上的消解能力。两者之间的张力,将定义2027至2030年巴西政治的基本形态,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卢拉胜选的战略收益能否转化为可持续的政策成果。

一、国会格局:右翼绝对多数与立法僵局

2026年10月4日的国会选举,在巴西选举史上创造了一系列纪录。自由党在众议院赢得121席,较2022年增加24席,成为1988年宪法颁布以来单一政党在众议院取得的最好成绩。在参议院,自由党斩获54个改选席位中的19席,使其在2027年1月开始的立法周期中将拥有28名参议员,同样创下现行宪法实施以来单一政党在参议院的最高纪录。这些数字本身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但它们的政治含义需要通过与其他力量的对比才能充分理解。

(一)众议院与参议院的席位分布

众议院513席的分布呈现出一个高度不对称的格局。自由党的121席使其成为无可争议的第一大党,但更重要的是其领导下的右翼阵营的整体规模。据多家来源的测算,自由党加上进步党、共和党、巴西联盟党、新党等立场相近的政党,在众议院合计控制约286至298席。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的一篇分析给出的数字是右翼阵营在众议院占据298席,参议院52席。这一数字与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的推算(众议院286席、参议院50席)存在一定差异,差异的来源可能在于对“右翼阵营”边界的界定不同——是否将某些在具体议题上与政府合作的中间派政党计入。但无论采用哪一测算,一个基本事实是确定的:右翼在众议院拥有远超半数(257席)的绝对多数,且接近但未必稳定达到宪法修正案所需的三分之五门槛(308席)。

参议院的格局对卢拉更为不利。自由党28席、劳工党9席,这一对比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左翼阵营在参议院的整体席位从上一届的17席降至15席。自由党加上进步党、共和党、巴西联盟党等盟友,右翼在参议院的合计席位据测算约为44至52席。宪法修正案在参议院需要49票(五分之三多数),这意味着右翼阵营在参议院处于“刚好够用”与“不够用”之间的模糊地带。自由党参议员候选人之一、前法官塞尔吉奥·莫罗在竞选期间曾表示,参议院的任务之一是“纠正最高法院的过度行为”,这一表态暗示了右翼在参议院可能推动的议程方向。但49票的门槛意味着,任何修宪尝试都需要争取至少部分中间派参议员的支持,而这些参议员在具体议题上的立场并不稳定。

1.右翼阵营在众议院513席中占据约303席的结构性优势

关于右翼阵营在众议院的确切席位数,不同来源给出了略有差异的数字。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的一篇报道称自由党在众议院五百一十三席里拿了二百九十八席,绝对多数,称2027年参议院中右翼可能占据49席,自由党及其盟友在众议院的合计席位定为约286席。

卢拉在众议院面对的反对力量,其规模远超任何一届前任总统所面对的局面。在巴西政治史上,总统所属政党或联盟在众议院不占多数是常态,但反对阵营的规模从未达到如此集中的程度。博索纳罗在2019至2022年执政期间,其所属的自由党(当时为社会自由党)在众议院的席位远低于121席,博索纳罗不得不依赖“中立党团”的零散支持来推动立法。而2026年产生的国会中,自由党本身就是“中立党团”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议长人选和委员会主席职位将直接由右翼阵营掌控。这意味着卢拉政府不仅面临一个反对派的国会,而且面临一个由反对派组织的国会。

这一格局的直接后果是立法议程的控制权从行政部门向立法部门转移。在巴西的政治体制中,总统拥有广泛的立法倡议权,但国会拥有最终的表决权和修改权。当国会由反对派主导时,总统的立法倡议往往在委员会阶段就被搁置、修改或替换。卢拉在第四任期可能提出的任何需要立法配合的议程——税收改革、产业政策、社会项目扩展、乃至外交协议的批准——都将面临这一结构性障碍。右翼国会不必公开否决卢拉的提案,它只需要让提案在委员会中无限期停留,或以修正案的方式将其稀释到失去原有效力。

(1)劳工党及左翼联盟的立法能力边界

劳工党在众议院的席位数为70至88席之间,不同来源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光明网引述的数据为劳工党70席,自由党121席。中国评论的报道称劳工党领衔的政党联盟合计获得88席。如果将广义的左翼友党全部计入卢拉阵营,其合计席位约为124席。无论采用哪个数字,左翼在众议院的席位都远低于半数门槛257席,更远低于修宪门槛308席。

这一席位格局决定了左翼在国会中的功能从“立法推动者”转变为“否决权的防守者”。在卢拉的前两个任期内(2003-2010),劳工党在众议院拥有较大的联盟基础,能够通过向中小政党分配部长职位和预算资源来构建立法多数。这一策略在2026年后的国会中面临根本性障碍:右翼阵营的规模足够大,以至于任何试图通过利益交换来争取其议员支持的努力,都将面临极高的政治成本,且效果不可持续。自由党作为一个纪律性较强的政党,其议员在重大议题上的投票行为受到党派领导层的约束,而非个体利益的计算。卢拉政府能够争取的,主要是中间派政党中那些在具体议题上与右翼存在分歧的议员,但这一“议题性多数”的构建需要逐案谈判,成本高昂且结果不确定。

左翼在参议院的处境更为严峻。劳工党9席,广义左翼合计约15席,而自由党一家就有28席。参议院的议程控制权掌握在右翼手中,左翼参议员能够发挥的作用主要限于发言、质询和程序性阻挠,而非实质性的立法塑造。参议院对总统提名的官员、大使和司法人员的确认权,在右翼多数的情况下,将成为卢拉外交和司法任命的一个额外约束。任何被视为“过于亲华”或“过于反美”的大使人选,都可能面临参议院的质询和拖延。

(2)宪法修正案门槛对卢拉议程的否决效应

宪法修正案的门槛在巴西立法程序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许多结构性改革——包括卢拉在竞选中承诺的工时缩短、税制调整和社会政策扩展——都需要修宪才能实现。修宪需要众议院308票(两轮)和参议院49票(两轮)的五分之三多数。右翼阵营在参议院的席位据测算约为44至52席,在众议院的席位约为286至298席。这意味着右翼在参议院可能刚好达到或略超49票的门槛,而在众议院距离308票尚有10至22票的差距。

这一算术格局对卢拉议程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右翼无法单方面推动其自身的修宪议程(如博索纳罗支持者长期寻求的某种形式的特赦或司法改革),因为它需要争取中间派议员的支持,而这些议员在涉及司法独立和民主规范的议题上往往持谨慎立场。另一方面,卢拉也无法推动其修宪议程,因为右翼阵营的规模足以阻止任何未经其同意的修宪尝试。修宪在2027至2030年间的实际状态,将是一种“双向否决”:任何一方都无法在没有对方配合的情况下改变宪法框架,而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使配合的可能性极低。

卢拉在第二轮竞选中推动的“6x1”工作制废除和40小时周工时修正案,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案例。该修正案在选前参议院以高票通过,直接惠及约3000万劳动者,并迫使弗拉维奥投下赞成票。但这一修正案在选前通过的背景是,右翼阵营在选举压力下不愿被塑造为“反对劳动者权益”的一方。选举结束后,这一压力消失。修正案在众议院的后续表决——如果它能够进入表决程序的话——将面临右翼议员的重新评估。自由党在选前投赞成票的议员,在选后可能以“财政可行性”或“企业竞争力”为由改变立场。卢拉在竞选中将此修正案作为核心承诺之一,但如果它在国会中遭到搁置或稀释,卢拉将面临一个兑现承诺能力的可信度问题。

二、州长版图:右翼控制的联邦单元

州长选举的结果对卢拉第四任期的施政空间构成了与国会格局同等重要的约束,但在分析中往往被忽视。巴西的联邦体制赋予州长在多个政策领域的实质性权力:州级财政的分配和使用、州警察的管理、州级教育和社会项目的执行、以及与联邦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卫生领域的协调。当多数州的州长来自反对阵营时,联邦政府的政策在落地过程中面临的不是公开的抵制,而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消解:预算执行的延迟、配套资金的缺失、行政协调的低效、以及州级媒体对联邦政策的负面框架。

(一)自由党、共和党、进步党在州长选举中的斩获

首轮州长选举的结果在多个维度上超出了右翼此前的预期。27个联邦单位中,有20个在首轮即告产生结果,超过2010年创下的18州纪录。在无需第二轮决选的州中,自由党赢得5个州长职位(巴拉那、圣卡塔琳娜、南里奥格兰德、朗多尼亚、罗赖马),共和党赢得3个(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马托格罗索),进步党赢得2个(南马托格罗索、帕拉伊巴)。这三党合计在首轮即拿下10个州。加上第二轮中右翼在其他州的胜利,右翼最终控制的州长职位据不同来源的统计为15至18个。

劳工党在州长层面的表现相对有限,仅赢得3个州(皮奥伊、巴伊亚、塞阿拉)。社会民主党(PSD)赢得4个州,该党在联邦层面属于中间派,在部分议题上与政府合作,在另一些议题上与右翼保持一致。中右翼和中间派政党的州长们,在具体政策上的立场将取决于议题性质和各自的州级利益,而非对卢拉或弗拉维奥的个人忠诚。

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州长归属值得特别关注。圣保罗州由共和党人塔西西奥·德弗雷塔斯连任,他是博索纳罗政府的前基础设施部长,被视为右翼阵营中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米纳斯吉拉斯州由共和党人克莱蒂尼奥·阿泽维多赢得,该州在总统选举中是卢拉实现翻转的关键州,但州长职位却由右翼掌控。这一分裂——总统选举中卢拉在该州获胜,州长选举中右翼候选人获胜——表明米纳斯吉拉斯的选民在联邦和州级层面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或者更准确地说,州长选举中的候选人个人因素和州级议题的权重高于总统选举中的党派归属。这一分裂对卢拉在该州的政策执行构成了直接挑战:联邦政府在该州的基础设施投资、社会项目扩展和产业政策落地,都需要与一个政治立场对立的州政府协调。

(1)州级财政与政策执行对联邦计划的消解可能

州级财政的独立性是理解州长对联邦政策消解能力的关键。巴西各州拥有宪法赋予的税收权力(主要是商品和服务流通税,ICMS),州长对州级预算的分配拥有实质性裁量权。当联邦政府推动某项需要州级配套资金的政策时——例如教育扩展、卫生服务改善或基础设施维护——州长可以通过延迟拨付配套资金、调整优先级或重新分配资源来影响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这种消解是技术性的、分散的、难以被归因于单一政治决策的,因此也难以被联邦政府公开指责或纠正。

州警察的管理权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公共安全在巴西政治中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而州警察是治安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右翼州长们可以通过强调“州级自治”来抵制联邦政府在治安领域的干预,或通过将治安失败归咎于联邦层面的因素(如边境管控、联邦警察资源不足)来转移责任。卢拉在竞选中承诺的治安政策——包括联邦介入调查里约警方行动、推动统一的公共安全标准——在州级层面将面临右翼州长的实质性抵制。这种抵制不必以公开对抗的形式出现,它可以表现为对联邦倡议的冷淡回应、对联合行动的拖延、以及对州级数据的控制。

在产业政策领域,州长的立场直接影响联邦产业政策的落地形态。卢拉政府推动的稀土加工本地化和关键矿产产业链建设,需要州级政府在土地使用、环境许可、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配套方面提供支持。戈亚斯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是巴西稀土项目的主要分布地,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州长来自右翼阵营。如果州政府选择优先发展与美国的矿产合作、或对联邦政府的产业政策采取消极配合的态度,卢拉的稀土战略将在执行层面遭遇阻力。这种阻力不是否决性的——联邦政府仍然拥有监管权和部分财政工具——但它会显著提高政策的实施成本和时间。

将国会格局与州长版图并置来看,卢拉第四任期面临的国内约束呈现出一种“双层否决”的结构。在联邦立法层面,右翼主导的国会拥有对卢拉议程的否决权或稀释权。在州级执行层面,右翼控制的州政府拥有对联邦政策的消解权或延迟权。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在于:国会的否决使卢拉难以通过立法手段强制州政府配合,而州政府的消解又反过来削弱了卢拉向国会证明其议程可行性的能力。总统职位的行政权力在这一结构中能够发挥的空间是有限的:卢拉可以签署行政命令、可以调整联邦预算的分配、可以在外交舞台上代表巴西,但他无法替代国会立法,也无法强制州长执行联邦政策。

这一约束格局对卢拉胜选的战略收益施加了明确的限制。在外交领域,卢拉仍然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总统在外交事务中的宪法权力较少受到国会和州政府的直接约束,关税谈判、金砖议程、气候外交和多边场合的立场表达,仍然是卢拉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但在这些外交成果转化为国内政策成果的过程中,国会和州政府的约束将不可避免地发挥作用。一项与中国的稀土合作协议如果需要在巴西境内建立加工设施,就需要州级政府的许可和配合;一项与欧盟的气候合作如果涉及亚马逊地区的执法强化,就需要国会批准相关的预算和授权;一项金砖框架下的金融安排如果涉及巴西的出资或担保,就需要国会两院的表决。卢拉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签署协议、发表声明、建立框架,但他无法保证这些协议在巴西国内得到执行。这一“承诺可信度”的折扣,是卢拉第四任期外交影响力的结构性天花板,其高度不是由华盛顿或北京决定的,而是由巴西利亚的国会和州府决定的。

二、外交自主的国内政治成本

卢拉在胜选演说中阐述的外交哲学——“平等对待所有国家”、“巴西不是任何人的后院”——在外交舞台上是一种可辩护的、甚至具有道德感召力的立场。但这一立场在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议程时,必须穿越巴西国内政治的结构性约束。第四章第一节所揭示的国会与州长格局,在这一节中获得其外交维度的具体含义:卢拉的对美强硬和对华深化,并非在国际真空中展开,而是在一个由右翼主导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由反对派控制的州级行政网络中运作。外交自主的代价,在国内政治中表现为一种持续的政治摩擦成本,它不阻止卢拉推行其外交路线,但它决定了这条路线能够走多远、走多快、以及在遇到阻力时能够承受多大的修正压力。

(一)对美强硬与对华深化之间的国内反对派空间

卢拉第四任期的外交路线,在选后初期呈现出一种表面上的连贯性。他在胜选演说中对“外国势力干涉”的谴责、对“巴西不是任何人的后院”的宣示,以及中国外交部迅速作出的“持续推进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表态,共同勾勒出一个清晰的方向:巴西将在维持对美关系基本框架的同时,深化与中国的经济与战略联系,并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以国家利益为指南的对冲姿态。这一方向在总统的外交权范围内——巴西宪法赋予总统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相当大的自主权——是可以启动的。关税谈判、金砖议程的参与、气候外交的立场表达、以及双边协议的签署,都属于总统可以主导的领域。

但外交路线的持续性不取决于总统的初始行动,而取决于国内政治体系对这条路线所提供的支持或施加的阻力。右翼主导的国会和州长网络,在这一维度上构成了一个持续存在的反对派空间,其影响力不在于否决卢拉的每一项外交举措——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在于选择性地、以议题为导向地提高卢拉外交路线的政治成本。

这一反对派空间的结构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在国会层面,右翼议员拥有对国际协议批准、预算拨款和外交人事确认的实质性权力。巴西宪法规定,总统签署的国际条约和协定须经国会批准方可生效。这一要求在外交实践中往往被总统以行政协定的形式规避——行政协定不需要国会批准——但涉及贸易、投资和军事合作的实质性协议通常无法绕开立法程序。卢拉政府如果与中国签署一项涉及稀土加工投资或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正式协议,该协议在国会的批准前景将取决于右翼议员的意愿,而这一意愿并非由协议的经济内容所决定,而是由协议的政治象征意义所驱动。

在州级层面,右翼州长们拥有对联邦外交政策落地效果的间接影响力。一项与中国的稀土合作协议如果涉及在米纳斯吉拉斯州或戈亚斯州建立加工设施,州政府在土地使用、环境许可、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配套方面的配合意愿将直接决定项目的实施进度。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克莱蒂尼奥·阿泽维多来自共和党,该党在联邦层面与自由党结盟;戈亚斯州的政治格局同样由中右翼力量主导。这些州长不必公开反对卢拉的对华合作议程,他们只需要以“州级自治”、“环境评估程序”或“财政可行性”为由延缓或稀释配合力度,就足以使联邦层面的协议在执行环节遭遇实质性延迟。

1.右翼国会可能在对华议题上设置的政治障碍

右翼国会在对华议题上的行动逻辑,与它在其他议题上的行为模式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异。相似之处在于,自由党及其盟友在国会中的投票行为受到党派纪律和反对派立场的双重约束:一项由卢拉政府提出的对华合作法案,即便其经济内容对巴西有利,也可能因为“属于卢拉的外交成果”而遭到系统性抵制。差异之处在于,对华议题在巴西右翼的政治话语中并不占据核心位置。与美国右翼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共识不同,巴西右翼——尤其是与农业和矿业利益深度绑定的部分——在对华关系上持有一种务实甚至依赖的立场。马托格罗索州的大豆种植者、米纳斯吉拉斯的铁矿石生产商、以及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巴西制造业,构成了对华贸易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政治代表在国会中不会支持任何可能危及这一贸易流的立法或外交举措。

这一张力为卢拉政府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空间:它可以通过将具体的对华合作项目与农业和矿业的出口利益挂钩,来争取部分右翼议员的支持或至少是弃权。但这一策略的效力是有限的。右翼国会中最为活跃的对华鹰派并非来自农业州,而是来自与博索纳罗家族关系密切的城市保守派议员,他们的政治资本建立在意识形态动员而非具体经济利益之上。对于这一群体而言,反对卢拉的对华议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收益,无论其经济后果如何。

一个具体的障碍可能出现在稀土合作的立法化过程中。卢拉政府推动的关键矿产政策——包括对加工环节的本地化要求和激励措施——已经在2025年底获得了参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的通过。该法案规定至少80%的关键战略矿产应在巴西境内加工提炼,旨在确保国家对关键矿产的最终控制权。这一立法框架在形式上得到了跨党派的支持,因为“资源主权”在巴西政治中是一个跨越左右光谱的共享价值。但当这一框架从原则性立法转化为具体的执行细则和预算分配时,右翼国会可能施加的影响将变得显著。例如,法案中关于“哪些外国投资者有资格获得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的条款,可能成为右翼议员提出修正案的焦点。一项要求受激励企业“不得将加工产品定向出口至特定国家”的修正案,在表面上以“供应链多元化”为理由,实质上可能被设计为对中国投资的隐性限制。卢拉政府需要在立法谈判中抵制这类修正案,而其抵制能力受制于左翼在国会中的席位劣势。

另一个可能的障碍出现在国际协议的批准环节。如果卢拉政府在第四任期内与中国签署一项涉及稀土供应链的正式双边协议——例如在巴西建立由中方提供技术、巴方提供资源和场地的联合加工设施——该协议在国会的批准将面临不确定的前景。右翼议员可以以“国家安全审查”或“技术转让条件不透明”为由要求举行听证会、传唤政府官员作证、或提出附加条件。这些程序性动作不必阻止协议的最终批准,但它们可以将其推迟数月甚至数年,从而削弱协议的政治时效性。卢拉在任期的前半段签署的协议,如果在任期的后半段才获得批准,其政治收益将被大幅稀释。

(1)稀土合作立法化的国内博弈前景

稀土合作的立法化,是卢拉第四任期外交自主与国内约束之间张力的最集中体现。这一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触及了巴西外交政策的三个敏感维度:资源主权、中美博弈中的站位、以及产业政策的财政成本。

从资源主权的维度看,卢拉政府的立场已经通过2025年底的关键矿产政策法案得到了制度化表达。该法案的核心逻辑是将巴西从“矿石出口国”升级为“加工国”,要求至少80%的关键战略矿产在境内加工提炼。这一要求的经济理性是明确的:稀土矿石的出口价值远低于分离后的氧化物或磁体,巴西如果继续以矿石形态出口,将永久性地停留在价值链的最低端。但这一要求的实现需要资本、技术和时间,而巴西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存在缺口。中国在稀土分离加工领域的技术和产能优势,使其成为巴西实现加工本地化目标的最现实合作伙伴。卢拉在2026年5月与特朗普的会晤中明确表示“巴西希望与任何愿意在该国投资的人分享其关键矿产潜力”,但“愿意投资”和“有能力投资并使其运转”是两个不同的条件,而中国在后者上的优势是结构性的。

从中美博弈中的站位维度看,稀土议题使卢拉面临一个比关税或气候更为尖锐的选择压力。美国对巴西稀土的兴趣是明确的、有资金支持的、并且以“去中国化”为战略目标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已向戈亚斯州的Serra Verde稀土矿提供了4.65亿美元贷款,用于矿山扩建和技术升级。Serra Verde已将与中国加工企业的合同从十年期缩短至2026年底到期,明确表示此举旨在为“西方稀土分离产能建成后转向西方市场做好准备”。这一案例表明,美国在巴西稀土领域的策略并非与中国进行直接的商业竞争,而是通过金融工具和合同安排逐步构建一个平行的、排除中国的供应链。卢拉政府如果全面拥抱这一策略,将获得美国的资金和政治善意,但将失去中国的加工能力和市场准入;如果拒绝这一策略,将维持与中国的互补关系,但将面临美国在关税和其他议题上的持续压力。卢拉宣称的“无偏好”立场,在操作层面意味着巴西将同时与中美两方保持合作,但这一“同时”的可行性取决于巴西能否在两家之间维持一种竞标态势,而不被任何一方视为不可靠的伙伴。

从产业政策的财政成本维度看,稀土加工本地化需要实质性的公共投入。巴西众议院通过的关键矿产新监管框架设立了20亿雷亚尔的担保基金和五年内50亿雷亚尔的税收抵免。这些数字在巴西的财政语境中并非微不足道,尤其是在卢拉政府同时承诺维持财政规则、扩大社会项目和增加公共投资的背景下。右翼国会中的财政保守派议员可能以“财政责任”为由削减或附加条件于这些激励措施,而他们的立场在预算投票中拥有实质性影响力。卢拉政府如果无法为稀土加工本地化争取到足够的财政资源,其产业政策目标将停留在立法文本层面,而无法转化为实际的生产能力。这一结果对卢拉的外交议程构成一种间接的挫败:他在国际场合承诺的“加工本地化”愿景,如果因为国内预算约束而无法兑现,将削弱巴西在未来与中美谈判时的可信度。

将上述三个维度并置来看,稀土合作立法化的国内博弈前景可以概括为一种“有条件推进”的格局。卢拉政府拥有推进这一议程的立法框架(关键矿产政策法案已在参议院委员会通过)和政治意愿,但缺乏足够的国会席位来确保立法过程不受稀释,也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来确保政策执行不被打折扣。右翼国会不必否决稀土合作议程——否决一个以“资源主权”为名的议程在政治上代价高昂——但它可以通过修正案、预算削减和程序性拖延来塑造这一议程的最终形态,使其更接近右翼所偏好的版本:更强调与美国的“供应链多元化”合作,更少强调与中国的“互补性”合作;更强调私人部门的主导作用,更少强调国家在加工环节的干预。

这一前景对卢拉的外交路线构成了一个需要认真管理的约束。它不意味着卢拉无法在对华关系上取得任何进展——贸易和投资的既有流量将继续运行,行政协定层面的合作可以绕开国会——但它意味着任何需要立法配合的深度合作,都将经历一个漫长且不确定的国内政治过程。卢拉在第四任期内能够向北京传递的最有价值的信号,或许不是“巴西将与中国深化稀土合作”,而是“巴西的国内政治结构使这一深化面临真实的阻力,双方都需要为这一现实做好准备”。这种坦诚本身,就是一种在外交自主与国内约束之间维持平衡的策略。

三、经济约束:利率、财政与增长的三重压力

卢拉在胜选演说中承诺的民生议程——债务重新谈判、PIX发放、工时缩短、公共交通免费——在选战的语境中是一套有效的动员工具。但当这些承诺从竞选话语转化为政府政策时,它们必须穿越一个由高利率、财政规则和低增长共同构成的经济约束框架。这一框架的刚性并不因总统的更迭而改变,也不因执政者的政治意愿而松动。巴西央行独立性、财政责任法和市场对通胀目标的预期,共同构成了卢拉第四任期经济政策的外部边界。理解这一边界的位置和硬度,是评估卢拉胜选战略收益能否转化为实质性国内成果的必要环节。

(一)高利率环境对产业政策的挤压

巴西的基准利率在卢拉第四任期开始时处于一个对产业政策极为不友好的水平。根据巴西央行《焦点调查》在选举前最后一个交易日(2026年10月26日)的数据,市场对2026年底Selic利率的中位数预期为13.25%。这一水平是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于9月将利率从14.00%下调至13.75%之后形成的。换言之,即便在降息周期已经启动的条件下,巴西的实际利率仍然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最高行列。

这一利率水平的形成并非政策选择的结果,而是通胀压力的函数。2026年10月公布的《焦点调查》显示,市场对当年IPCA通胀的预期已升至5.22%,这是连续第四次上调,且显著高于国家货币委员会设定的3%目标中值和4.5%的容忍上限。通胀预期的持续上修,使央行在降息节奏上面临两难:降息过快可能使通胀预期进一步脱锚,降息过慢则可能加剧经济放缓。ASA银行旗下资管公司在卢拉胜选后立即重新计算了其宏观情景,将2026年底Selic预期从更低的水平上调至13.5%,并预计2027年之前利率仅会再下降一次0.2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卢拉第四任期的前两年将在一个利率远高于中性水平的环境中度过。

高利率对产业政策的挤压机制是直接且可量化的。卢拉政府推动的稀土加工本地化、绿色技术供应链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都需要长期资本的支持。在13%以上的基准利率下,巴西企业的融资成本使许多原本具有经济可行性的项目变得无利可图。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CNI)在2026年4月央行降息后发表声明,主席里卡多·阿尔班明确指出“资本成本仍然处于法外水平,使投资变得困难”,并呼吁下次会议更大幅度降息。这一来自工业界的呼声反映了产业政策面临的核心困境:政府可以设计激励措施、提供税收优惠、设立担保基金,但如果企业无法以可承受的成本获得信贷,这些政策工具的实际效力将大打折扣。

卢拉在竞选中承诺的“6+1”工作制废除和40小时周工时修正案,在高利率环境中面临额外的可行性问题。工时的缩短如果不伴随生产率的相应提升,将推高单位劳动力成本,而在利率已经高企的条件下,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有限。这一矛盾在选战中并未被充分讨论,但它将在修正案的实施阶段成为右翼国会和工业界质疑的焦点。

1.巴西央行独立性框架下的财政扩张空间

巴西央行的独立性在形式上由2021年的补充法确立,但在实践中,其政策自主权受到通胀目标制度和市场预期的双重约束。央行行长由总统任命,但任期与总统不同步,且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定在形式上不受行政部门的直接干预。这一制度安排意味着,卢拉政府无法通过政治压力要求央行降低利率以配合其财政扩张议程。即便卢拉在胜选演说中强调“让人民更多地参与政府决策”,这一民主诉求在货币政策领域没有传导机制。

更具体地说,央行在2026年的政策路径已经由通胀目标所锁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在8月的会议纪要中指出,尽管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抑制作用正在增强,但通胀仍然由需求驱动,因此有必要将利率维持在紧缩水平。纪要还强调,委员会将“耐心、坚定和冷静”地监测通胀预期的变化,这一措辞暗示央行不会因为政治周期或增长压力而偏离其抗通胀立场。卢拉政府如果在执政初期推出大规模财政扩张,可能引发市场对通胀预期的进一步上修,进而迫使央行放缓降息甚至逆转方向,最终使财政扩张的效果被更高的利率所抵消。

财政规则构成了第二重约束。2026年的初级财政盈余目标为343亿雷亚尔,剔除代缴款项和框架外支出后,容忍区间为零至686亿雷亚尔。然而,截至2026年1月的12个月滚动数据显示,中央政府初级财政结果为赤字627亿雷亚尔,占GDP的0.47%。独立财政机构(IFI)在2026年2月的评估中明确指出,巴西需要产生超过GDP 2%的初级盈余才能阻止债务增长并改变公共支出的结构。这一测算与卢拉政府承诺的社会支出扩张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张力。

卢拉在竞选中提出的一系列民生承诺——PIX发放、债务重新谈判、公共交通免费——在财政框架中缺乏明确的资金来源。这些承诺在选战中的政治功能是清晰的,但在执政后的预算编制中,它们将面临与既有支出和财政目标的直接竞争。右翼国会将在预算审议中严格审视这些项目的财政可行性,而任何被视为“选举承诺的兑现”的支出,都可能成为反对派攻击的靶点。

将利率约束与财政约束并置来看,卢拉第四任期经济政策的空间呈现出一种“两端收紧”的结构。在货币端,央行独立性和通胀目标制度限制了政府通过低利率环境来配合财政扩张的可能性。在财政端,初级盈余目标和债务可持续性要求限制了政府通过赤字支出来兑现社会承诺的余地。两端之间的空间,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来拓展,而增长的前景同样不容乐观。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预测,巴西GDP增速将从2025年的水平放缓至2026年的1.6%,2027年回升至2.1%。巴西央行《焦点调查》在2026年5月对当年GDP增速的预期为1.89%,6月小幅上调至1.96%。这些数字的共同指向是:巴西经济在卢拉第四任期的前半段将处于低增长状态,不足以通过税收自然增长来为新增支出提供空间,也不足以通过就业改善来缓解社会压力。低增长、高利率和财政紧缩三者叠加,构成了卢拉国内议程的刚性天花板。他在外交舞台上可以继续扮演全球南方的代言人,但在国内政策领域,他能够动用的资源远少于其竞选承诺所暗示的水平。这一落差本身,就是卢拉胜选所面临的最深层的国内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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