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松: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九)
  日期 2026-11-3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云阿云智库●大国关系研究院  

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

导读:以2026年9—10月欧洲17国骚乱为切入点,纵向追溯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1524—1525年德意志农民战争,横向嵌入俄乌战争、中东战事、俄欧对抗风险、亚太紧张构成的“多重冲突活跃期”背景,探讨“轮回”命题的解释力与限度。报告全文3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1月2日星期一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报告提纲

《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

总目录

导论

第一章2026年欧洲大骚乱的现场与全景

第二章直接诱因:民生压力的结构性累积

第三章深层结构:治理赤字与合法性耗散

第四章历史回响之一:1789年法国大革命

第五章历史回响之二:1848年欧洲革命

第六章历史回响之三:前近代底层反抗传统

第七章轮回的机制:一个分析框架

第八章比较中的特殊性:2026年不是1848年,也不是1936年

第九章地缘冲突与国内骚乱的交互机制

第十章治理出路与“轮回”的打破

结语

附录

第八章

比较中的特殊性:

2026年不是1848年,也不是1936年

一、革命意图缺席:无政权更迭诉求与“制度内解决”的残余信任

将2026年秋天的欧洲骚乱与1848年欧洲革命并置,最直观的相似性是跨国同步的扩散形态: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后数周内维也纳、柏林、米兰相继起义;2026年10月巴黎骚乱后数日内布鲁塞尔、米兰、里斯本、地拉那相继出现街头冲突。但这一形态相似性掩盖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差异:1848年的起义者试图推翻或重组主权秩序,2026年的抗议者试图在一个他们仍然相信可以回应他们的制度中争取更多的资源分配。革命意图的缺席不是2026年抗议者“更温和”或“更不成熟”的证据,而是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与1848年之间存在结构性断裂的指标。本节的任务是精确标定这一断裂的内容:无政权更迭诉求的经验证据、阿尔巴尼亚作为局部例外的分析价值、以及“制度内解决”残余信任在法国工会11月5日动员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无政权更迭诉求:一个需要被拆解的经验事实

“无政权更迭诉求”这一判断在2026年秋天的欧洲骚乱中,需要按国家逐一检验,而非作为一个笼统的概括被接受。

法国的证据最为清晰。十月十七日全国动员的核心诉求在南方周末的现场采访中被精确记录:高中生的初始诉求集中在师资短缺、校舍年久失修、以及法国高等教育申请平台大学录取平台的不公。这些诉求指向的是预算分配和教育政策,而非“谁应该统治法国”。农民和气候活动人士的加入扩展了诉求的范围,但扩展的方向是议题性的(生活成本、农业政策、气候政策),而非政权性的。法国总工会的核心目标——由几乎所有工会共同发起的11月5日全国动员——其诉求表述为“对劳动者等待了多年的社会诉求做出实质回应”。这一表述的语法是请求性的:它要求的是一个回应,而非一个替代。如果抗议者试图推翻政府,他们不会将下一次行动定在一个月后的罢工日,也不会通过总理府会谈来表达诉求。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骚乱后的回应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判断。他谴责“暴力行为”,呼吁“不要将诉求表达与暴力混为一谈”,并表示将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这一回应的框架预设了“合法的诉求表达”与“非法的暴力行为”之间的可区分性,而这一预设只有在抗议者不被视为对政权本身的威胁时才成立。如果马克龙面对的是一个1848年式的革命运动,他的回应不会是“区分诉求与暴力”,而是“保卫共和国”。

意大利的证据在结构上相似但细节不同。示威者的诉求包括“抗议生活成本上涨,反对政府增加军备开支,要求加大公共领域投入”。这些诉求指向的是预算的优先次序:钱应该花在公共服务上而非军备上。它们不质疑意大利共和国的宪法秩序,不要求梅洛尼政府下台(尽管反对党可能在议会中提出不信任案),不建立替代性的权力机构。意大利政府在骚乱后的回应——向米兰增派五百名军人、批准治安法令——同样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的治安管理,而非对政权威胁的紧急应对。

比利时和葡萄牙的证据指向同一个方向。比利时的冲突与教育政策和预算削减相关,葡萄牙的营地抗议针对住房危机,诉求包括“终止驱逐、打击房地产投机、控制租金”。这些诉求的可立法性是它们与革命诉求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它们可以被写进法案、预算案或行政规章。一个要求“租金上限”的抗议者与一个要求“废除君主制”的抗议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诉求的强度或愤怒的程度,而在于诉求所指涉的制度层面:前者指向政策参数,后者指向主权归属。

阿尔巴尼亚是唯一需要被单独处理的案例。地拉那的抗议中,示威者“要求总理拉马下台”。这是一个明确的政权更迭诉求,在形式上与1848年维也纳起义者要求梅特涅辞职有可比较之处。但这一比较的效力被两个因素削弱。第一,阿尔巴尼亚的抗议起点是具体的开发项目争议: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主导的萨赞岛度假村项目,民众认为项目破坏自然保护区,并指控征地过程存在利益输送。要求总理下台的诉求是在这一具体争议的基础上生成的,而非一个独立的、先于争议的政治纲领。第二,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穷国之一,不属于欧盟,其民主制度的成熟度和政府合法性基础与西欧国家存在结构性差异。将地拉那的抗议与巴黎的抗议并置在“欧洲大骚乱”的标签下,在经验上是合理的(它们在同一时间窗口发生,形态相互参照),但在分析上需要承认:同一个行动形式(要求领导人下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可能承载不同的政治意图。阿尔巴尼亚的例外恰恰确认了规则:在欧盟核心国家,政权更迭诉求的缺席是一个可被经验验证的事实,而非分析者的主观概括。

(二)对“制度内解决”的残余信任:法国工会11月5日动员的常规化路径

“革命意图缺席”的积极对应物,是抗议者对“制度内解决”的残余信任。这一信任不是对现任政府的信任(民调显示法国人对政府和总统的信任度极低),而是对制度渠道本身仍然可能产生回应的信任。法国工会的11月5日动员为这一信任提供了最清晰的经验证据。

十月二十一日,法国各大工会代表与总理勒科尔努会晤后“失望地离开总理府”。法国总工会领导人比内称总理“未宣布任何措施回应诉求”。在这一失望之后,工会的选择不是“放弃制度渠道、转向街头对抗”,而是将下一次行动定在一个月后的11月5日,以罢工和游行的常规化形式继续施压。比内的表述是:“现在是动员迈上新台阶的时候了,从这天起必须开始罢工。”民主工会联盟秘书长莱昂补充道:“在此之前,必须对劳动者等待了多年的社会诉求做出实质回应。”

这一选择的制度含义需要被精确解读。如果工会认为制度渠道已经完全关闭,它们不会将动员定在一个月后的日期,因为一个月的延迟在“制度已死”的判断中是没有意义的。它们会选择即时行动、升级对抗、或转向更激进的策略。将行动定在11月5日,并在此前的十月二十四日加入黄马甲和学生组织的示威,表明工会正在执行一个双轨策略:在街头维持压力,同时保留与政府谈判的空间,并将谈判的截止日期设定为11月5日之前。这一策略预设了政府仍然有能力、也有意愿在某个时刻做出让步,而这一预设恰恰是“制度内解决”残余信任的核心内容。

工会与总理会晤的程序本身也是这一信任的证据。工会代表在总理府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会后虽然失望,但并未宣布退出谈判框架。工会对学生组织未获邀参会表示遗憾,这一遗憾的语法是程序性的:它要求的是更广泛的参与,而非对程序本身的否定。一个真正放弃制度渠道的运动不会关心“谁被邀请参会”,因为它已经不再承认会议具有任何效力。

黄马甲运动的行动安排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判断。黄马甲代表鲍尔呼吁“扩大运动”,联合工人、教师与学生发起更广泛的罢工与封锁,并呼吁在11月5日之后进行“6-7”行动。这一呼吁的升级逻辑是时间性的:它不是在说“制度无效,立即推翻”,而是在说“如果11月5日之前没有回应,我们将继续升级”。这一“如果—那么”的结构,是制度内施压的经典语法。它预设了一个可以被触发的回应机制,而这一预设与革命意图是不兼容的。

将法国的证据与1848年对照,差异的结构性变得清晰。1848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颁布了劳动权法令,设立了卢森堡宫委员会。当工人发现委员会“未获得财政支持与行政实权”时,他们的回应是六月起义:建立街垒,要求“民主的社会共和国”,与军队进行数日的战斗。1848年的工人没有将下一次行动定在一个月后的某个日期,因为他们已经判断制度渠道无法产生回应。2026年的法国工会将11月5日定为下一个节点,恰恰是因为它们尚未做出这一判断。这一差异不是勇气或激进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制度回应能力的评估的差异。1848年的工人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建立、尚未巩固、且明确拒绝将劳动权制度化的共和国;2026年的工会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运转了数十年、拥有成熟的谈判框架和官僚程序、尽管正在退化但仍然存在的福利国家。前者有理由判断“这个制度不会回应”,后者有理由判断“这个制度可能回应,但需要更大的压力”。

(三)“不是1848年”的分析含义:革命意图缺席如何改变了危机的政治逻辑

革命意图的缺席不是一个道德评价,而是一个结构性条件,它改变了2026年危机与1848年危机在政治逻辑上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第一,收场机制的性质不同。1848年革命的收场是军事性的:起义被军队击败,领导人被逮捕或流亡,组织被解散。收场需要一个可以被击败的对象。2026年的骚乱没有这样的对象。法国政府可以逮捕数千人、实施宵禁、部署军队,但它无法“击败”一个没有中心、没有纲领、没有替代权力机构的运动。11月5日的动员已经被设定,这意味着收场没有被完成,而“未完成”本身是革命意图缺席的结构性后果:一个不寻求政权的运动无法被政权击败,因为它没有可以被夺走的东西。

第二,让步与收买的空间不同。1848年的临时政府可以通过颁布法令(即使随后被掏空)来回应工人诉求,因为法令的颁布不需要财政资源。2026年的法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财政空间被锁死的环境(第二章的分析),它的让步(增聘三千名代课教师、考虑提前上调最低工资)在幅度上远小于诉求,在时间上滞后于动员。革命意图的缺席使这一差距成为一个可管理的政治问题(工会仍然在谈判框架内),而非一个不可管理的合法性危机(如果抗议者已经放弃制度渠道,让步的不足会直接转化为对制度本身的否定)。

第三,暴力的政治功能不同。1848年六月起义的街垒是工具性的:它们试图保卫一个正在被镇压的社会共和国,试图为工人诉求争取军事和政治空间。2026年利摩日市政厅的纵火和巴黎奢侈品店的洗劫是表达性的:它们不保卫任何东西,不争取任何空间,它们在一个没有可攻占的决策节点的制度环境中,将愤怒投射到“看起来像体制”的符号上。革命意图的缺席使暴力失去了工具理性的锚点,它不再服务于一个可辨识的政治目标,而是成为目标缺席时的替代物。

“2026年不是1848年”的判断由此获得了它的完整含义。它不是“2026年的危机不如1848年严重”(财政锁死、治理赤字、地缘冲突叠加的危机在结构上可能更难解决),而是“2026年的危机以不同的方式严重”。1848年的危机是一个可以被革命解决的危机:旧秩序可以被推翻,新秩序可以被建立,诉求可以被写进宪法和法令。2026年的危机是一个没有革命出口的危机:制度在运转但无法回应,诉求可以被清晰表达但无法被财政容纳,愤怒可以被动员但无法被转化为一个替代性的政治方案。革命意图的缺席不是2026年的幸运,它是2026年困境的组成部分:一个不再相信革命的人,和一个不再能够改革的制度,在同一个街头空间中相遇,而两者都没有一个可以走向未来的路径。法国工会将11月5日定为下一个日期,这一决定既是对制度内解决的残余信任的表达,也是对“没有其他选项”这一处境的默认。11月5日之后会发生什么,取决于一个在1848年不存在的问题:当一个制度既不能被推翻、也不能被改革时,街头的愤怒如何以及何时停止?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明确标注。法国高中生诉求(师资短缺、校舍失修、法国高等教育申请平台改革)来自南方周末对旅法学生和现场参与者的采访,以及该报对法国政治学教授的分析引用,核心事实与央视新闻的报道方向一致,可信度较高,但“55万”与“80万”的参与人数分歧在正文中已标注。法国工会10月21日与总理会晤后“失望离开”、11月5日大罢工号召、比内和莱昂的表态来自欧洲时报转引法新社的报道,该来源为法国华文媒体,对法国工会动态的报道通常可靠,可信度较高。阿尔巴尼亚“要求总理下台”和萨赞岛度假村项目争议来自网易转载的一周刊分析,该来源为自媒体平台,其将阿尔巴尼亚抗议归因于库什纳项目的框架带有明确的叙事立场,本报告将其作为“抗议诉求的具体内容”使用,而非作为对阿尔巴尼亚政治危机的全面解释。马克龙“区分诉求与暴力”的表态来自环球网转引央视新闻的报道,可信度较高。意大利抗议诉求(反对军备开支、要求公共领域投入)来自新福建转引新华社的分析,可信度较高。黄马甲“6-7”行动呼吁来自欧洲时报的报道,该来源对法国社会运动的跟踪报道具有连续性,可信度中等偏高。本节关于“革命意图缺席改变收场、让步和暴力逻辑”的分析框架,以及“没有革命出口的危机”的判断,是本报告基于第七章机制分析和第八章比较框架的综合结论,其预测效力受限于2026年事件仍在发展(11月5日动员尚未发生),后续演变可能修正或强化这一判断。

二、组织能力退化与重构:无领袖运动优劣;“薄组织”特征;无法谈判、无法承诺、无法巩固

第八章第一节论证了2026年骚乱中革命意图的缺席。本节处理一个与之紧密相关但性质不同的维度:组织能力。革命意图的缺席并不意味着组织能力的空白。2026年秋天的欧洲街头确实存在某种形式的组织,但它的形态与1848年的俱乐部、政党或工会完全不同。理解这一形态的独特性,需要同时拒绝两种简化:一种是将“无领袖”等同于“无组织”,另一种是将“社交媒体动员”等同于“有效的政治协调”。更精确的判断是:2026年的骚乱呈现出一种“薄组织”形态——它足以产生同步的行动,但不足以产生可谈判的代表、可承诺的纲领和可巩固的结构。这一形态既是运动扩散速度的来源,也是它无法转化为政治成果的原因。

(一)无领袖运动的优劣:速度与脆弱性的共生

法国十月十七日的示威为无领袖运动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可供解剖的样本。中新社记者在现场的观察是精确的:抗议者队伍“本身缺乏有效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加之暴力行为肇事者混入队伍,抗议活动“从一开始便陷入混乱状态”。这一描述中的“缺乏有效统一的组织和管理”需要被精确解读。它不意味着没有人发起动员——社交媒体上九月初的短视频确实发起了动员,多个群体随后响应。它意味着,当不同群体(学生、农民、工会、黄背心遗绪、暴力边缘)在同一时间汇聚到同一空间时,没有任何一个行为者拥有对整体的指挥权。

这一形态的优势在动员阶段最为明显。法国总工会可以号召其成员,学生组织可以动员其学校,黄马甲的网络可以触达其外围,而社交媒体上的短视频可以触及所有这些群体之外的、不属于任何组织的个体。这些分散的动员渠道不需要协调,它们只需要一个共同的日期和一个共同的敌人。十月十七日的五十五万至八十万人(统计口径分歧本身就是一个症状:没有单一组织能够提供权威的人数统计)之所以能够在同一天出现在同一批城市,恰恰因为没有一个中心需要被说服、被协调或被等待。去中心化的动员使行动的速度和规模超出了任何单一组织的能力上限。

但这一优势在动员完成的那一刻就开始转化为脆弱性。当抗议者队伍从共和国广场出发时,官方设定的路线避开了主要地标和政府机构,但“一小部分抗议者未遵从官方设定的游行路线,前往市中心协和广场、歌剧院等明令禁止抗议者进入的地区”。这一“未遵从”是去中心化的直接后果: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命令所有参与者遵守路线,因为参与者不承认任何组织拥有命令他们的权威。暴力边缘的行为——投掷杂物、燃放烟花、点燃垃圾桶、打砸店铺——同样不受任何组织的控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事后将暴力归咎于“激进极左翼团体之中的暴力份子,还有一些罪犯”,这一归因在政治上有用,在分析上不完整:它假设暴力边缘是一个可被指认的团体,但现场的证据指向的是一个没有统一指挥的、由不同动机驱动的、在混乱中相互激发的行动者集合。

无领袖运动的第二个脆弱性在于它无法在暴力发生时进行自我纠正。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可以在暴力边缘出现时部署纠察队、发出指令、将暴力参与者与和平示威者分离。一个无领袖的运动没有这样的机制。法国总工会的游行队伍可以在自己的队列中维持秩序,但它无法控制不属于其队列的人。当暴力发生时,和平示威者与暴力边缘在物理空间上混杂,警方的催泪瓦斯和水炮无法区分两者,而这一“无法区分”恰恰是政府事后以治安框架回应整体抗议的合法性基础。无领袖运动使国家更容易将整个运动定义为“暴力”,因为它没有提供一个可以被指认的“和平代表”来与暴力切割。

(二)“薄组织”特征:平台作为基础设施而非指挥系统

“薄组织”概念的核心在于区分基础设施与指挥系统。2026年骚乱的组织形态依赖于平台提供的基础设施(信息分发、日期同步、影像传播),但不依赖于平台或任何其他行为者提供指挥系统(目标设定、策略选择、纪律执行)。

意大利米兰的案例为这一区分提供了一个精确的经验参照。米兰检方拘留了一名三十岁男子,指控其利用社交媒体策划新一轮街头暴乱。该男子在十月十七日至十八日米兰骚乱后创建了电报频道(订阅者超过九千五百人)和Instagram账号(粉丝超过五万人),传播“城市游击战手册”、躲避警方检查的方法,并号召在十月二十四日发动新一轮抗议。这一案例在表面上似乎证明了“有组织”的存在。但仔细审视其时间线和内容,它展示的恰恰是“薄组织”的特征而非指挥系统的存在。该男子的频道是在骚乱发生之后创建的,而不是在骚乱之前。他的“组织”是对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事后利用,而非对它的事前策划。他传播的“手册”是对已有战术的汇编和分发,而非对特定行动的指令。法官最终释放该男子的理由之一恰恰是:他在公开版本中删去了其电脑中完整版本的四页内容,而这些被删除的部分才包含可能鼓励激进手段对抗警方的指示。一个真正的指挥系统不会将“可能鼓励暴力的指示”从其公开版本中删除,因为指挥系统的功能就是发布这些指示。一个“薄组织”的运营者删除它们,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执行纪律的能力,也没有承担后果的意愿。

比利时的情况在结构上相似,但官方定性更为直接。比利时内政大臣在议会表示,安全部门确认有极左翼团体“渗透”示威活动并“煽动暴力”,这些激进分子“甚至在事前指导示威者要如何应对警察,以及接受盘查时要如何回答”。这一“指导”是“薄组织”的典型功能:它提供的是应对脚本,而非行动指令。一个接受“如何应对盘查”指导的人,仍然是在自主决定是否参与、何时参与、参与何种行动。指导者不承担行动的责任,行动者不服从指导者的纪律。这是一种知识传递关系,而非命令服从关系。

“薄组织”的第三个特征在于它的可替代性。法国九月社交媒体上的动员信号、比利时的“渗透”指导、米兰的电报频道,都是可替代的节点。如果法国那条短视频没有获得传播,另一个视频可能会出现。如果米兰的频道被关闭,另一个频道可能会填补空缺。平台的架构使“薄组织”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组织者,因为基础设施(分发渠道)是公共的,而内容(脚本、日期、影像)是可复制的。这既是“薄组织”的韧性来源,也是它的政治无效性来源:一个不依赖于特定组织者的运动无法被斩首,但也无法被代表。当政府想要谈判时,它找不到一个可以代表运动说话的人;当运动想要提出条件时,它找不到一个可以承诺这些条件会被遵守的机制。

(三)无法谈判、无法承诺、无法巩固:三个政治后果

“薄组织”形态的政治后果可以被概括为三个“无法”,每一个都直接指向2026年骚乱与1848年革命在政治逻辑上的根本差异。

无法谈判。谈判需要一个双方都能约束其成员的代表结构。1848年的法兰克福议会可以与普鲁士国王谈判,因为它声称代表德意志民族,而国王可以判断这一声称是否有足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支撑。2026年的法国政府可以与法国总工会谈判,因为总工会可以承诺其成员在协议达成后停止罢工(即使这一承诺不总是被完全遵守)。但法国政府无法与“十月十七日运动”谈判,因为该运动没有代表。米兰的电报频道运营者被拘留后,其频道的影响力并未消失(新的节点可以出现),但也没有任何行为者可以声称“我代表这些订阅者与政府对话”。法国总理与工会的会晤(十月二十一日)之所以能够发生,恰恰因为工会是一个有代表结构的组织;而工会的失望(“未宣布任何措施回应诉求”)之所以不能转化为一个可执行的协议,是因为工会知道,即使它接受了一个协议,街头的暴力边缘不会接受,而政府知道工会无法约束暴力边缘。谈判的双方都清楚,他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无法覆盖街头的全部行动者。

无法承诺。承诺需要一个能够预见并约束未来行动的主体。1848年的革命者可以承诺“如果宪法被批准,我们将解散街垒”,因为他们有组织可以执行这一承诺。2026年的骚乱者无法做出任何承诺,因为没有一个行为者拥有执行承诺的能力。法国政府在骚乱后承诺增聘三千名代课教师、考虑提前上调最低工资。这些承诺是对诉求的回应,而非对运动的回应。运动没有被要求承诺任何东西作为交换,因为运动没有可以被要求承诺的代表。这一不对称的含义是深远的:政府可以单方面让步,但让步无法被交换为运动的降级,因为运动没有降级的能力(它没有升级的能力,也没有停止的能力)。一个无法承诺的运动使政府的让步变成了一种没有回报的支出,这解释了为什么法国政府的让步在幅度上如此有限:在一个没有交换对象的博弈中,让步的理性策略是最小化让步。

无法巩固。巩固需要一个能够将一次动员的成果制度化的结构。1848年革命失败后,部分诉求(宪政、劳工立法)在数十年后以改良的形式被实现,因为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作为持久的组织继承了革命的议程。2026年的骚乱没有一个持久的组织可以继承其议程。法国总工会是一个持久的组织,但它的议程(工资、公共服务、退休金)与街头的核心诉求(教育投入、房租、柴油价格)只是部分重叠。学生组织是一个持久的组织,但它的规模和组织能力远小于工会。黄马甲没有一个持久的组织形态。暴力边缘没有议程可以被继承。当骚乱的直接动能消退后,它的诉求不会消失,但它们不会以一个组织化的形式被继续推进。它们会回到它们来源的地方:家庭预算的压力、对学校条件的愤怒、对房租的焦虑。这些条件会继续存在,会在下一次触发事件出现时以相似的形态重新汇聚,但每一次汇聚都是从零开始,因为没有上一次的组织遗产可以被继承。

这三个“无法”共同指向一个结构性的判断:2026年的骚乱在组织形态上是一种“事件”而非“运动”。事件的特征是它在发生时具有高度的可见性和冲击力,在结束后不留下可辨识的组织痕迹。运动的特征是它在发生时可能不如事件那样引人注目,但它留下了组织、网络和议程,使下一次行动可以从上一次的终点开始。1848年的革命留下了组织(即使在失败后)和议程(即使在数十年后才被实现)。2026年的骚乱留下的是影像、逮捕记录和一份被设定在十一月五日的下一个日期。十一月五日的动员将由工会组织,而工会的组织形态与十月十七日的街头形态是不同的。这意味着,从十月十七日到十一月五日,组织形态发生了一次转换:从“薄组织”的、去中心化的、暴力边缘与和平示威混杂的街头事件,转换为一个“厚组织”的、有代表结构的、可谈判的工会动员。这一转换的代价是:街头事件中那些不属于工会议程的诉求(尤其是暴力边缘所代表的、无法被清晰表达的愤怒)在这一转换中被过滤掉了。它们不会消失,它们会在下一次触发事件中重新出现,以同样不可谈判、不可承诺、不可巩固的方式。

(四)“薄组织”与“轮回”:一个关于组织能力的比较判断

将2026年的“薄组织”与1848年的组织形态并置,一个关于“轮回”在组织维度的判断浮现出来。1848年的革命组织(俱乐部、报纸、政党雏形、工会)在能力上远不如2026年的平台基础设施。一个1848年的革命者需要数周才能将一份宣言传播到另一个城市,一个2026年的“薄组织”运营者可以在数小时内触达五万人。但1848年的组织拥有2026年的“薄组织”所缺乏的东西:代表结构。一个1848年的俱乐部可以选举代表、通过纲领、约束成员、与当局谈判。一个2026年的电报频道可以分发脚本、同步日期、传播影像,但它不能做上述任何事情。

这一差异的含义是:组织能力的“进步”(传播速度、触达范围、动员规模)与组织能力的“退化”(代表结构、纪律执行、议程巩固)在2026年同时发生。2026年的运动比1848年的运动更容易被发起,但更难被结束;更容易被看见,但更难被代表;更容易扩散,但更难巩固。1848年的革命者失败后,他们的组织被解散,但他们的议程被继承。2026年的骚乱者“失败”后(如果“失败”这个词适用的话),他们的议程不会被继承,因为没有一个组织可以继承它。“轮回”在组织维度上的形态是:同样的不满在每一次触发事件中重新汇聚,以相似的方式爆发,以相似的方式被压制或消退,而不留下任何使下一次爆发可以从这一次的终点开始的遗产。这不是1848年的重演。这是1848年所没有的困境:一个拥有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但缺乏任何巩固能力的运动形态,在一个无法被推翻、也无法被改革的制度环境中,周期性地制造着没有出口的爆发。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明确标注。法国十月十七日示威“缺乏有效统一的组织和管理”的描述来自中新社记者李洋的现场观察(中国经济网转载),该来源为官方媒体记者的第一手报道,可信度较高,但“缺乏组织”是观察者的判断而非经过方法论验证的测量。意大利米兰电报频道的数据(9500名订阅者、5万Instagram粉丝、30岁男子被拘留后获释、法官关于删除四页内容的认定)来自欧洲时报对安莎社和意大利媒体的编译,核心事实在10月26日和10月29日的两篇报道中一致,可信度较高,但“9500”与“1.1万”订阅者数字在两篇报道中存在差异(可能反映统计时点不同),本报告采用较早的9500人以保持与10月26日报道的一致性。比利时“极左翼渗透”和“指导应对盘查”的表述来自欧洲时报对昆丁国会发言的报道,该来源为华文媒体,对欧洲事务的报道通常可靠,但“渗透”的具体证据(哪些团体、多少人、如何组织)未在报道中呈现,本报告将其作为“官方定性”使用,而非作为已证实的事实描述。法国总工会10月21日与总理会晤后“失望离开”的表述来自本报告第八章第一节已标注的来源,此处不再重复。本节关于“薄组织”三个特征(平台作为基础设施、可替代性、代表结构的缺失)和三个“无法”(谈判、承诺、巩固)的分析框架,是本报告基于2026年经验材料与1848年组织形态比较的理论概括,其效力受限于两个因素:一是“薄组织”概念本身是分析性的建构,而非对任何单一案例的完整描述;二是11月5日工会动员尚未发生,从“薄组织”街头事件向“厚组织”工会动员的转换是否会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现有材料无法预判。

三、国家镇压能力历史性提升:2397人被捕的执行能力;福利国家残余吸纳能力;欧洲国家间协调的可能性与限度

第八章第一节论证了革命意图的缺席,第二节论证了“薄组织”形态的谈判不可能性。本节处理一个在逻辑上与之互补的维度:国家一侧的能力。1848年的建制派之所以能够镇压革命,依赖的是常备军的火力和君主对合法性资源的垄断。2026年的欧洲国家拥有1848年所不可想象的技术手段和组织能力,但这些能力在2026年秋天的运用呈现出一个悖论性的特征:执行层面的能力是历史性的提升,但战略层面的能力——将镇压转化为政治解决的能力——反而在退化。2397人被捕的执行力是真实的;福利国家的残余吸纳能力是真实的;欧洲国家间协调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三者的组合决定了2026年骚乱的收场方式:不是1848年的军事胜利,也不是1789年的制度断裂,而是一种以司法追诉替代政治解决、以技术能力掩盖战略真空的收场形态。

(一)2397人被捕的执行能力:从现场拘留到司法流水线

法国内政部在10月17日骚乱后公布的数据——2397人被捕,997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其中7人重伤——构成了2026年欧洲国家镇压能力最直接的量化表达。这一数字需要被放在比较的视野中才能理解其含义。1848年六月起义后,法国当局在数日内逮捕了数千人,但逮捕的执行依赖于军队的现场清剿和事后的大规模搜捕,被捕者中的许多人未经审判即被流放或处决。2026年的2397人被捕发生在数小时之内,且被捕者随即进入了一个可运作的司法程序:巴黎司法法院在10月20日即开庭审理被捕人员,启用了四间法庭以加快审判进程,149人已被判监禁,800多人被移送法院接受审判。

这一“现场拘留—快速审判—监禁执行”的链条,是1848年所不具备的制度基础设施。1848年的逮捕是一个军事行为,它的合法性来自戒严状态;2026年的逮捕是一个司法行为,它的合法性来自刑法条款和刑事程序。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呼吁法律以“最坚决态度”回应骚乱事件,这一呼吁的语法是程序性的:它不是在命令军队开火,而是在要求法院加快审理。程序性的镇压在政治上有其优势:它使国家可以声称自己是在“执行法律”而非“镇压异见”,从而在合法性话语中占据一个可辩护的位置。但程序性的镇压也有其代价:它的速度和规模受制于司法系统的容量。四间法庭同时开庭是一个“特别安排”,这一“特别”本身就说明了常规司法系统在面对2397人规模的案件时的容量极限。

意大利的镇压能力在制度设计上走得更远。10月20日内阁批准的治安法令包含了对蒙面实施暴力行为的加重处罚、对五人及以上团体投掷物的刑事化、以及对有制造骚乱嫌疑的未成年人采取预防性拘留措施的授权。米兰检方在骚乱后对约一百人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其中包括五十一名未成年人,累计超过二百七十人被拘留。意大利司法部长诺尔迪奥表示政府计划扩大青少年拘留设施。这些措施的共同指向是扩张国家拘留和追诉的容量:当街头的暴力参与者数量超出了现有司法系统的处理能力时,解决方案不是减少逮捕,而是扩大处理逮捕的设施和程序。这一逻辑在技术上是自洽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它将“国家能力的提升”等同于“惩罚能力的提升”,而惩罚能力的提升在一个诉求未被回应的环境中,只会强化“国家选择惩罚而非回应”的感知。

比利时的情况在规模上较小,但在定性上更为直接。列日警方在10月17日的冲突中拘捕45人,布鲁塞尔150人被拘留。比利时内政大臣昆丁在议会表示,当未成年人朝警察投掷石块甚至汽油弹时,“他们的父母到底在哪里?”,并主张家长应对子女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希望公开蒙面且身份不明的嫌疑人照片以便民众协助指认。这一系列主张的技术可行性依赖于一个前提:国家有能力识别、追踪和追诉个体行为者。1848年的国家没有这个能力;2026年的国家有,但它选择将这一能力用于扩大责任范围(从行为者到家长)和动员公众参与追诉(公开嫌疑人照片),而非用于解决产生行为者的条件。技术能力的提升使国家可以选择更精确、更广泛的惩罚,但它没有使国家选择更有效的回应。

(二)福利国家的残余吸纳能力:一个正在耗尽的缓冲器

第八章第六节已经分析了福利国家缓冲器的削弱。本节需要补充的是这一缓冲器在镇压维度上的残余功能:福利国家不仅通过社会支出吸纳不满,还通过公共部门的就业和行政程序吸纳潜在的抗议者,并通过制度化的申诉渠道将冲突从街头转移到办公室。2026年秋天的欧洲,这一残余功能仍在部分运作,但其运作的方式和限度需要被精确标定。

法国的案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法国总工会的参与是10月17日动员能够维持和平框架的关键因素之一。总工会的游行队伍有自己的纠察和秩序维持机制,它在物理空间上将工会成员与暴力边缘分隔开来。这一分隔能力的来源不是工会的“温和”,而是工会作为一个制度内行为者的位置:它拥有与政府谈判的渠道(10月21日与总理的会晤),拥有其成员的社会保障(罢工期间的收入补偿、退休金权益),拥有一个可以通过罢工和谈判来推进的议程(工资、公共服务、退休金)。这些制度性的“锚”使工会的动员可以被预测、被管理、被收场。法国政府可以与总工会达成一个协议(即使协议的内容有限),因为总工会可以承诺其成员在协议达成后返回工作岗位。这一承诺的可信度不依赖于总工会的“善意”,而依赖于它的组织利益:一个能够交付协议的组织才能在未来继续被政府邀请到谈判桌上。

但这一残余吸纳能力的边界在2026年秋天变得可见。工会可以吸纳其成员的不满,但它无法吸纳那些不属于工会的人的不满:高中生、郊区青年、黄马甲遗绪、暴力边缘。这些群体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与福利国家的制度渠道的连接是薄弱的或断裂的。一个高中生没有工会可以代表他;一个郊区青年可能从未有过稳定的工作,因此没有与失业保险或退休金体系的实质联系;一个黄马甲参与者可能是一个小企业主或自雇者,其社会保护水平远低于受薪雇员。福利国家的残余吸纳能力在“有组织”的群体中仍然有效,在“无组织”的群体中已经失效。这一不对称恰恰解释了2026年骚乱的一个关键特征:和平示威的规模(55万至80万人)与暴力的烈度(2397人被捕、3000家商铺被劫)并存,因为前者的参与者主要来自被吸纳的群体,后者的参与者主要来自未被吸纳的群体。国家的镇压能力(逮捕、追诉)针对的是后者,而国家的让步能力(谈判、协议)针对的是前者。两个能力之间的不匹配——镇压无法触及前者的诉求,让步无法触及后者的愤怒——是2026年收场失败的结构性根源。

(三)欧洲国家间协调的可能性与限度:一个“弱协调”的经验模型

欧洲国家间协调在2026年秋天的骚乱中呈现出一个可以被精确描述的模式:信息层面的协调是存在的,行动层面的协调是有限的,制度层面的协调是缺失的。

信息层面的协调以欧盟委员会的表态为标志。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库斯·拉默特在骚乱后表示,“不应将和平示威者与实施暴力者混为一谈”,蓄意纵火、抢掠以及针对个人或公共建筑的袭击“不可接受”。这一表态的功能是话语性的:它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合法性框架(区分和平与暴力),但它不包含任何具体的行动承诺(不涉及警力协调、不涉及司法互助、不涉及财政补偿)。欧洲议会层面的反应则指向了另一个方向:30多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信函,要求欧盟委员会紧急调查社交媒体在煽动骚乱中的角色,并要求动用《数字服务法案》的危机应对机制。这一诉求指向的是平台治理,而非成员国之间的警务或司法协调。两者共同描绘的图景是:欧盟层面的“协调”集中在话语框架和平台监管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恰好是欧盟拥有明确权限(或声称拥有权限)的领域,而骚乱的核心维度——警务、司法追诉、社会政策回应——完全在成员国主权范围内,欧盟没有、也不寻求介入。

行动层面的协调在现有材料中几乎不可见。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各自实施了宵禁、增派军警、批准安全法令,但这些措施是在国家层面设计和执行的,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协调或借鉴(除了形式上相似,而形式的相似更可能是“薄组织”扩散和共同冲击的后果,而非协调的结果)。比利时内政大臣关于“暴力的TikTok化”的表态指向了一个需要跨国协调的问题(平台的内容治理),但它的解决方案是与平台代表会面,而非与法国或意大利的内政部协调。法国司法部长关于“最坚决态度”的呼吁、意大利司法部长关于扩大青少年拘留设施的计划,都是在国家司法系统的逻辑内运作的,它们不需要、也不寻求一个欧洲层面的对应物。

制度层面的协调缺失有一个结构性原因:欧洲联盟的条约框架没有为跨国社会骚乱提供协调机制。欧盟在警务合作(欧洲刑警组织、申根信息系统)和司法合作(欧洲司法组织、欧洲逮捕令)方面拥有成熟的工具,但这些工具的设计目标是跨境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人口贩运),而非跨国社会抗议。一场在巴黎、米兰和布鲁塞尔同时发生的骚乱,在现有的欧盟法律框架中不被识别为一个“需要协调的事件”,因为它不涉及跨境犯罪网络,不涉及对欧盟财政利益的损害,不涉及对人员自由流动的威胁(骚乱是局部的、城市性的,不涉及边境管控)。欧盟的协调能力是围绕“威胁的类型”组织的,而2026年的骚乱不属于任何已有的威胁类型。它是一个国内治理问题,而国内治理在欧盟的权限分配中属于成员国。

这一“弱协调”模型对镇压能力的含义是双重的。在积极面上,它意味着没有出现1848年式的“反革命国际协调”(梅特涅体系下的君主联合镇压)。1848年革命失败的一个关键外部因素是俄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预,而2026年的欧洲不存在这样的干预机制。在消极面上,它意味着当一个成员国面临超出其国家能力的危机时,它没有可援引的欧洲层面的支持。法国不需要欧洲的支持(它有2397人被捕的执行力和七万警力的部署能力),但一个更小的成员国(如比利时或阿尔巴尼亚)如果面临同等规模的骚乱,其国家能力可能不足以应对,而欧盟框架中没有一个“骚乱应对机制”可以被激活。阿尔巴尼亚的167人被捕和132名警察受伤的数据,在一个拥有法国或意大利的资源的国家中可能对应着不同的后果。欧洲国家间协调的限度不在于“没有协调”,而在于“协调被限制在一个不触及核心问题的层面上”:话语和平台可以协调,警务和司法不能;威胁的“类型”可以被共同定义,威胁的“应对”必须由国家独自承担。

(四)国家能力的悖论:执行层面的提升与战略层面的退化

将三个维度汇合,一个关于国家镇压能力的判断浮现出来,而这一判断与第八章的整体论证方向一致。1848年的国家在执行层面的能力是有限的:它的军队可以镇压街垒,但它的司法系统无法处理数千名被捕者,它的行政系统无法在镇压之后重建秩序,它的财政系统无法在镇压的同时提供社会补偿。2026年的国家在执行层面拥有1848年所不可想象的能力:2397人可以在数小时内被逮捕,149人可以在三天内被判监禁,四间法庭可以同时开庭,七万警力可以在一个周末内部署到全国。但这一执行能力的提升伴随着一个战略层面的退化:1848年的国家在镇压之后有一个政治方案(即使是反动的方案:恢复旧秩序、拒绝宪法、维持君主制)。2026年的国家在镇压之后没有一个政治方案。法国政府可以逮捕2397人,但它无法通过逮捕来降低柴油价格或增加教育投入。意大利政府可以批准安全法令,但它无法通过安全法令来提供青年就业或可负担住房。镇压的能力越强,政治解决的紧迫性就越低,因为镇压提供了一个可交付的短期成果(秩序恢复、暴力减少),而政治解决需要一个不可交付的长期过程(财政重组、欧盟规则改革、福利国家重建)。这一不对称使政府倾向于选择镇压,而镇压的选择又使政治解决被进一步推迟。这不是1848年的重演。这是1848年所没有的困境:一个拥有前所未有的执行能力、但缺乏任何战略方向的国家,在一个无法被镇压解决的危机中,反复使用它可以使用的工具,而每一次使用都在确认这些工具的不充分。

2397人被捕的数字在2026年秋天的意义,不在于它证明了国家的强大,而在于它证明了国家的孤立。国家有能力逮捕,但没有能力回应;有能力部署军队,但没有能力部署一个解决方案;有能力与工会谈判(因为工会有代表结构),但没有能力与街头谈判(因为街头没有)。这一能力的组合——执行强、战略弱、协调窄——是2026年骚乱收场形态的最终决定因素。它不会以1848年的军事胜利结束,因为没有一个可以被击败的敌人;它不会以1789年的制度断裂结束,因为没有一个可以被建立的新秩序;它不会以1525年的屠杀结束,因为国家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以那种方式使用暴力。它将以司法的规模化、福利的残余吸纳、和欧洲层面的沉默结束,而这一结束的每一个要素都在确认同一个事实:国家有能力管理骚乱的后果,但没有能力消除骚乱的原因。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明确标注。法国2397人被捕、997名警察受伤的数据来自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援引法国内政部的消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转引)和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两者数字一致,可信度较高。巴黎法院10月20日开庭、四间法庭、149人被判监禁、800多人移送审判的数据来自环球网转引法兰西24电视台和RT的报道,该来源为官方媒体转引,可信度中等偏高,但“2513人被警方拘留”与“2397人被捕”之间的数字差异(可能反映不同统计时点或口径)未在报道中解释。意大利治安法令的内容(预防性拘留未成年人、父母赔偿责任、14—18岁能力推定)来自南都N视频对意大利内阁法令的报道和欧洲时报的编译,两者在核心条款上一致,可信度较高。比利时“家长连带责任”和“公开嫌疑人照片”的主张来自欧洲时报对昆丁国会发言的报道,该来源为华文媒体,对欧洲事务的报道通常可靠,但“主张”表明这是提议而非已生效法律。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拉默特的表态(“不应将和平示威者与暴力实施者混为一谈”)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可信度较高。欧洲议会30余名议员联署信函的内容来自本报告第三章已标注的来源,此处不再重复。本节关于“执行层面提升、战略层面退化”的核心判断,以及“镇压能力越强、政治解决紧迫性越低”的分析框架,是本报告基于2026年经验材料与1848年比较的理论概括,其效力受限于两个因素:一是“战略层面的退化”是一个比较性判断,其标准(1848年的“政治方案”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而非修辞的)本身需要审慎对待;二是11月5日的工会动员尚未发生,国家在“镇压之后”是否会提出一个政治方案(而非仅仅司法追诉),现有材料无法预判。

四、国际环境根本差异:无王朝竞争、大国干预以新形式回归;与1936年比较

第八章前三节分别处理了革命意图、组织能力和国家镇压能力三个维度,论证了2026年与1848年之间的结构性断裂。本节将比较的锚点从1848年移至1936年,处理一个在公共话语中反复出现但在分析上需要被严格限定的类比。2026年2月,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后发表长文,对比二战爆发前约十年的国际格局,认为当前阶段在诸多方面呈现“失序”状态,警告国际秩序一旦回归“丛林法则”,国家间往往出现经济、科技、资本、地缘政治并最终可能迈向军事冲突的五种类型冲突。这一论述被一些自媒体概括为“2026年像极了1936年”并在互联网上传播。本节的任务不是接受或拒绝这一类比,而是拆解其相似性与关键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标定2026年国际环境的独特性:一个没有王朝竞争体系、但大国干预以新的财政和安全形式回归、且核威慑从根本上改变了全面战争逻辑的国际环境。

(一)与1936年的相似性:经济压力、民粹泛起、秩序松动、多重冲突

1936年与2026年之间的相似性在四个维度上可以被经验性地识别,每一个维度都在本报告的前述章节中有对应的分析。

经济压力的结构性。1936年的欧洲仍处于大萧条的余波中,高失业率、贸易萎缩和财政紧缩构成了政治极端化的经济背景。2026年的欧洲面临的是通胀回升、能源价格冲击和债务约束的叠加:欧元区9月通胀率3.8%,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法国公共债务占GDP的115.6%,意大利超过130%。两者的共同点不在于经济指标的具体数值,而在于经济压力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传导关系:当经济增长无法为福利承诺提供财政基础时,代议制民主的回应能力就受到质疑。1936年的魏玛共和国末期与2026年的法国第五共和国在这一点上共享一个结构:财政空间被刚性支出和债务利息锁死,而选民对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期待并未相应下降。

民粹力量的系统性崛起。1936年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多国取得或逼近政权的年份。2026年的对应物是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的持续突破:德国选择党在INSA民调中以28%的支持率领先于默茨的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民调达到41%;法国国民联盟的勒庞在总统选举民调中领先;意大利兄弟党自2022年起执政;奥地利自由党在2024年赢得全国选举。新华网的报道精确地概括了这一趋势的驱动力:整个欧洲的选民正在“惩罚那些被认为无法应对非法移民、改善生活水平、提供可负担住房或维持明确控制感的政府”。这一表述的关键词是“被认为无法”——民粹崛起不是选民意识形态转向的产物,而是治理绩效失败的政治后果。

国际秩序的松动。1936年的标志性事件包括德国重新军事化莱茵兰、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爆发,国际联盟的权威在这些事件面前系统性瓦解。2026年的对应物是达利欧所描述的“规则缺失、强权即公理”的趋势:美国对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觊觎、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而领土分歧未解。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既有国际规则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下降,而替代性的秩序框架尚未形成。

多重冲突的同时活跃。1936年的冲突分布在多个地理节点(莱茵兰、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它们各有各的起因和逻辑,但共同构成了一个“世界正在失控”的感知。2026年的对应物是本报告第七章第五节所分析的多重地缘冲突活跃期:俄乌战争、中东战事、北约防务加速、亚太紧张同时存在,通过能源价格、财政挤出、归因转移和注意力分配四条渠道传导至欧洲国内政治。达利欧的警告在这一点上是精确的:国际秩序回归“丛林法则”时,冲突的类型会从经济扩展到科技、资本、地缘政治并最终可能迈向军事。

(二)关键差异之一:无领土扩张型法西斯核心驱动力

1936年与2026年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不在于民粹政党的选举得票率,而在于这些政党的政治目标与1930年代法西斯运动之间的性质区别。

1930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包含一个明确的、系统性的领土扩张纲领:德国要求“生存空间”,意大利要求重建罗马帝国的地中海霸权,日本要求“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纲领不是修辞性的,它被写进了政党的意识形态、被转化为军事规划、并在1930年代末被付诸实施。法西斯政权的核心驱动力是以军事扩张重新划定领土边界和势力范围,而这一驱动力与工业化的战争机器相结合,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2026年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没有一个包含可比较的领土扩张纲领。法国国民联盟的核心诉求是限制移民、退出欧元区(这一立场在近年有所软化)、举行脱欧公投,但没有任何关于领土的主张。德国选择党的核心诉求是退出欧元区、限制移民、解除对俄制裁,同样没有领土扩张的内容。意大利兄弟党在执政后采取了亲北约和亲欧盟的务实立场,其选举纲领集中在移民控制和国内治安。这些政党的共同特征是内向性的:它们承诺将资源从“外部承诺”(欧盟预算、对乌援助、难民安置)重新划归“内部选民”,而非承诺向外扩张。它们的政治逻辑是收缩而非扩张,是保护既有边界内的福利而非重绘边界。

这一差异对国际环境的含义是决定性的。1936年的法西斯政权之所以产生世界大战,是因为它们的领土扩张目标与既有国际秩序的结构性冲突无法通过谈判解决。2026年的极右翼政党即使执政,其政策议程也不会自动产生领土冲突,因为它们的议程不包含领土主张。它们可能产生的是贸易冲突、移民冲突、联盟内部的信任危机,而非军事对抗。达利欧的类比在这一维度上失效了:1936年的“失序”是由扩张型政权主动制造的,2026年的“失序”是由治理失败和规则松弛被动产生的。被动失序与主动扩张之间的区别,是判断“是否会走向世界大战”的关键变量。

(三)关键差异之二:核威慑改变全面战争逻辑

1936年的国际体系没有核武器。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在逻辑上是可想象的,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1914—1918)。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英法的宣战逻辑建立在常规军事力量的平衡和动员能力之上。全面战争的升级路径——从局部冲突到大国对抗到总体战——没有被任何结构性障碍所阻断。

2026年的国际体系拥有核武器,而核威慑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全面战争的逻辑。这一改变的机制需要被精确表述,而非笼统地援引“核和平”。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2024年进行的台海冲突兵棋推演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框架:核武器的使用往往并非源于一方的强势,而是源于对常规战场灾难性失败的恐惧。在推演中,当一方认为自己在常规战斗中陷入绝境时,往往会选择启动核武器,研究者将这种行为称为“赌命式复活”。推演同时发现,在核大国的冲突中,“彻底胜利”在对手拥有核武器时是不可行的,必须为对手提供一个“体面的出路”,避免其在屈辱性失败和使用核武器之间做出选择。

这一逻辑对欧洲的适用性需要被精确标定。俄乌战争在2026年处于局部停火推进的阶段,但领土分歧未解。俄罗斯是核大国,北约是核联盟。任何一方在常规战场上的“灾难性失败”都面临核升级的风险,而这一风险的存在使双方都倾向于将冲突控制在一个可管理的烈度内。核威慑没有消除冲突,它改变了冲突的形态:从追求决定性胜利转向管理性僵持,从领土吞并转向消耗战,从全面战争转向“边打边谈”。1936年的欧洲没有这一约束,因此全面战争是一个可获取的选项。2026年的欧洲有这一约束,因此全面战争不是一个可获取的选项——除非误判使某一方认为“不使用核武器将导致更糟糕的失败”。核威慑的脆弱性不在于它无效,而在于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决策者在危机时刻的理性计算,而危机时刻恰恰是理性计算最不可靠的时刻。

(四)关键差异之三:福利国家残余缓冲

1936年的欧洲处于福利国家大规模建设之前。英国有《济贫法》的传统,德国有俾斯麦时期建立的社会保险体系,法国有互助会和一些行业性的保障安排,但不存在一个覆盖全民的、以税收为融资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大萧条期间的失业者面对的是几乎没有制度缓冲的生存危机,而这一危机直接转化为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否定。

2026年的欧洲拥有一个尽管正在退化但仍然存在的福利国家。本报告第七章第六节已经分析了这一缓冲器的削弱:法国2027年预算的540亿欧元节约措施削减的对象包括公共部门薪酬、养老金、医疗支出;意大利的福利基线水平较低,削减空间也较小。但“削弱”与“不存在”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一个法国的高中生在抗议校舍破旧时,他仍然在一个免费的公立教育系统中就读;一个葡萄牙的年轻工人在面对租金超过月薪时,他仍然有公共医疗和失业保险(即使水平有限)作为底线;一个意大利的抗议者在要求“为学校提供更多资金”时,他指向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公共教育系统,而非一个需要从零建立的系统。

福利国家的残余缓冲对国际环境的含义是:国内不满的烈度被制度性地降低了,从而降低了国内危机向外传导为国际冲突的概率。1936年的经济危机通过大规模失业和贫困直接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使极端政党获得了可动员的群众基础。2026年的经济压力通过福利国家的残余网络被部分吸收,不满的表达形式是街头抗议和政策要求,而非对制度本身的否定。这不是说福利国家是“和平的保障”——本报告已经证明它正在成为不满的来源——而是说它的存在改变了不满的政治出口:从“推翻这个制度”转向“要求这个制度做得更好”。这一转向与第八章第一节所分析的“革命意图缺席”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侧面。

(五)类比有警示价值但不可直接等同

将上述相似性与差异并置,一个关于“2026年与1936年”类比的方法论判断浮现出来。

类比的价值在于它识别了结构性的预警信号。经济压力与治理合法性之间的传导关系、民粹力量对主流政党的系统性替代、国际规则对大国行为约束力的下降、多重冲突的同时活跃——这四个信号在1936年和2026年都以可辨识的形式存在。达利欧的警告在这一点上是有效的:当这些信号同时出现时,历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它们可以通向灾难性的后果。忽略这些信号,以“这一次不同”为由拒绝比较,在分析上是懒惰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类比的危险在于它将“相似的条件”误认为“相同的轨迹”。1936年的轨迹通向全面战争,因为扩张型法西斯政权、无核威慑的国际体系、以及缺乏福利缓冲的社会条件共同构成了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结构。2026年的结构在三个关键变量上与1936年不同:极右翼政党的内向性(无领土扩张纲领)、核威慑对全面战争的约束、以及福利国家的残余缓冲。这三个变量的组合不保证2026年不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但它保证了2026年的灾难性后果不会以1936年的形式出现。它可能以持久的治理僵局、周期性的街头暴力、民主制度的渐进侵蚀、以及国际秩序的碎片化等形式出现——这些形式在1936年的框架中无法被充分理解,因为它们不属于“战前”的范畴。

这一判断对“轮回”框架的含义是最终的。本报告在导论中拒绝将“三战风云”作为预言使用,而将其界定为“多重冲突同时活跃、相互传导、升级风险叠加的状态”。第八章第四节的分析确认了这一界定的合理性:2026年的国际环境确实处于多重冲突活跃期,确实存在升级风险,确实与1936年共享某些结构性预警信号。但“三战”的爆发需要一个1936年存在而2026年缺失的条件:一个有领土扩张意图、且不受核威慑约束的核心驱动力。在没有这一条件的情况下,2026年的危机更可能产生的是没有战争的失序:治理能力的持续退化、代议制民主的回应性萎缩、街头政治对制度政治的替代、以及一个无法被任何单一行为者控制的、周期性的不稳定。这不是1936年的重演。这是1936年所没有的困境:一个拥有足够多的预警信号、但缺乏将预警转化为行动的制度能力的国际体系,在一个没有全面战争出口的环境中,缓慢地、不均衡地、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滑向一个没有人选择的目的地。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明确标注。达利欧“2026年像1936年”论述的引用依赖金灿荣在手机新浪网刊发的评论文章,该来源转引了达利欧原文的核心判断(“世界秩序已然坍塌”、五种冲突类型),但达利欧原文的完整文本未在搜索结果中提供,其论证的精确性和限定条件未经独立核实。金灿荣对达利欧的批评(“事实恐非如此”)代表一种学术立场,本报告不依赖其结论,仅将其作为“类比争议存在”的证据。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的数据(德国选择党28%、萨克森-安哈尔特41%、法国国民联盟勒庞领先)来自新华社英文版的报道,该来源为官方通讯社,对欧洲选举数据的报道通常可靠,但民调数据的具体调查机构和方法论细节在报道中仅部分披露。法国债务数据(公共债务占GDP 115.6%、赤字5.1%)来自昆仑策研究院的文章,该来源为民间智库平台,其分析框架带有明确的立场,本报告将其作为量级参考使用,与第二章已标注的官方数据方向一致。北约防务磋商和欧洲民众反对增税增防的数据(46.2%)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报道,可信度较高。核威慑改变全面战争逻辑的分析依赖CSIS兵棋推演报告的中文编译(微信公众号),该编译由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完成,对CSIS原文的转述在核心发现(“失败驱动的核使用”、“下台阶机制”)上可信度较高,但编译者的选择性呈现和术语转换需要被记录。核威慑对欧洲(而非台海)的具体适用性在现有搜索结果中缺乏直接分析,本报告将CSIS的框架作为一般性逻辑参照使用,而非作为对俄乌战争或北约-俄罗斯关系的直接预测。本节关于“无领土扩张型法西斯核心驱动力”和“福利国家残余缓冲改变不满出口”的判断,是本报告基于第八章前三节和第七章第六节分析的综合结论,其效力受限于极右翼政党在执政后可能改变纲领的可能性(意大利兄弟党的经验表明务实化可能发生,但反向转变在理论上不可排除)。

五、核阴影下的骚乱政治:核威慑限制“以战争转移矛盾”;“有限冲突”容忍度与“全面战争”恐惧的张力;“反战”与“反政府”话语交织(防务开支争议为当代形式)

核武器作为国际体系的常量,如何改变了国内骚乱的政治逻辑。1936年的欧洲没有核武器,因此“以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在逻辑上是可想象的,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2026年的欧洲处于核阴影之下,这一事实产生了一个悖论性的后果:全面战争被核威慑压制为不可获取的选项,但“有限冲突”的常态化使战争成本以另一种形式——财政挤出、能源溢价、安全焦虑——持续进入国内政治。其结果是,2026年秋天的欧洲街头没有出现1936年式的“以对外扩张消解内部分裂”的运动,却出现了一种更复杂的政治话语:反战与反政府在同一标语中交织,防务开支争议成为这一交织的当代形式。

(一)核威慑如何限制“以战争转移矛盾”

“以战争转移矛盾”是一个在历史分析中被过度使用的命题,但其在1930年代确实具有经验基础: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通过领土扩张和战争动员,将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分裂转化为对外的民族主义动员。这一策略的逻辑前提是:战争是可获取的,且其收益(领土、资源、威望)可以补偿其成本(伤亡、财政消耗)。1936年的国际体系没有阻止这一逻辑的结构性障碍。

2026年的核威慑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前提。核武器在冷战期间确立的“相互确保摧毁”逻辑,在2026年的欧洲仍然有效,尽管其具体形态发生了变化。俄罗斯是核大国,北约是核联盟。任何一方在常规冲突中对另一方的“决定性胜利”都面临核升级的风险。CSIS的兵棋推演揭示了一个关键机制:核武器的使用往往并非源于强势,而是源于对常规战场灾难性失败的恐惧。当一方认为自己在常规战斗中陷入绝境时,核武器成为“赌命式复活”的选项。这一机制的存在使双方都倾向于避免将对方逼入绝境,从而将冲突控制在一个可管理的烈度内。

这一约束对欧洲国内政治的含义是直接的。一个欧洲政府如果在2026年试图“以战争转移矛盾”——例如,通过挑起与俄罗斯的有限军事冲突来凝聚国内共识——它面临的不是一个可以计算成本收益的常规战争,而是一个升级风险不可计算的核阴影下的对抗。俄乌战争在2026年10月处于“局部休战、全域作战”的状态:赫尔松奥列什基区域的人道主义停火在推进,但双方持续远程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这一状态恰恰是核威慑下冲突形态的典型表达:冲突被允许存在,但被限制在不触发核升级的阈值以下。局部停火不是和平的信号,而是核威慑管理冲突烈度的技术手段。

“以战争转移矛盾”在核阴影下因此变得逻辑上不可行那是放屁。没有核战争那就不叫三战。三战核战争来了也不用怕,因为中国早已做好准备。

(二)“有限冲突”容忍度与“全面战争”恐惧的张力

核威慑压制了全面战争,但它没有消除冲突。它创造了一个介于和平与全面战争之间的空间:有限冲突、代理人战争、局部停火、远程打击、经济制裁、能源战。2026年秋天的欧洲正处于这一空间之中。俄乌战争是这一空间的中心,中东战事是它的延伸,而北约防务加速是它对国内政治的反馈。

这一空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心理张力。对“有限冲突”的容忍度在上升,因为有限冲突被呈现为“可管理的”、“局部的”、“不涉及我们直接参与”的。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欧洲公众对“战争在远方持续”的状态已经产生了某种适应性。局部人道停火的推进(10月27日赫尔松奥列什基)被解读为“降温的信号”,尽管全域对峙并未停歇。中东战事被体验为能源账单上的数字,而非战场上的死亡。这种适应性使政府可以在不引发大规模反战动员的情况下维持甚至增加军事投入。

但对“全面战争”的恐惧并未消失,它只是被压抑到了表层之下。核威慑的效力依赖于公众对核战争灾难性的认知,而这一认知在冷战期间被反复灌输,在冷战后被部分遗忘,但在2026年因俄乌战争的持续和北约-俄罗斯对抗的升级而被重新激活。欧洲政客关于“2030年俄罗斯全面入侵欧洲”的论调,以及德国在立陶宛部署装甲旅的军事规划,同时服务于两个目的:它们为防务开支提供合法性(“威胁是真实的”),但它们也激活了公众对全面战争的恐惧(“我们可能被卷入”)。

这两种心理的共存产生了一个不稳定的平衡。只要“有限冲突”被感知为可控的,防务开支就可以被论证为必要的保险。一旦“有限冲突”被感知为正在滑向“全面战争”,防务开支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增加军费能改变什么?如果战争可以避免,为什么要把钱从教育转向武器?布鲁塞尔居民杰西卡的表述——“资金必须投入教育,因为教育关系到未来”——精确地捕捉了这一逻辑:她不是在否认安全的重要性,而是在拒绝接受安全优先于一切其他价值的排序,尤其是在安全的成本以她孩子的教育为代价时。

这一张力在2026年秋天的欧洲骚乱中表现为一个具体的政治话语:防务开支争议。

(三)“反战”与“反政府”话语的交织:防务开支争议作为当代形式

2026年秋天欧洲街头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反战”与“反政府”不再是两个分离的话语领域。在1930年代,反战运动(和平主义)与反政府运动(左翼革命或右翼叛乱)有各自的组织基础和政治逻辑。在2026年,它们在同一标语、同一游行、同一愤怒中交织。防务开支争议是这一交织的最精确表达。

“反战”话语的内容在2026年秋天不是传统的和平主义(“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而是一种分配性的反战:反对将资源从民生转向军事,反对为“远方的战争”支付“我们自己的账单”。意大利南部卡车司机的抗议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样本:柴油价格超过每升2.30欧元,加满一箱油从约1500欧元升至接近2500欧元,而政府的燃油减税措施在10月5日到期后未续期。一名卡拉布里亚农民说:“我们没有与任何人为敌,是他们在对我们发动战争。”这句话的语法是精确的:它将“战争”从俄乌战场转移到了家庭预算,将“敌人”从俄罗斯转移到了那些做出财政优先次序决策的人。

“反政府”话语的内容因此不再是“推翻政府”,而是“政府在为谁花钱”。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的表述——“在财政上,我们已经无力再这样做了”——将反战(限制对乌援助)与反政府(质疑现任政府的财政优先次序)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可选举的立场。德国选择党在州选举中的突破使其反对增加军费的立场对主流政党构成了直接压力。意大利执政联盟中的联盟党参议员博尔吉表示,政府不能把原本可以用于养老金、减税和降低家庭能源账单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这些立场的共同结构是:将“外部承诺”与“内部福利”置于一个零和框架中,然后选择后者。

这一话语的政治效力有可量化的经验基础。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8个欧洲国家中,平均46.2%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增加国防开支意味着提高税收,他们将反对这一做法;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反对通过加税为军事开支提供资金的受访者更多。北约2026年春季的内部民调显示,对援助乌克兰的支持率从2025年的59%降至2026年的55%,其中对乌提供致命性军事援助是各类支持方式中最不受欢迎的一种。这些数据的方向是清晰的:支持安全的抽象意愿仍然存在,但愿意为它支付可见成本的意愿正在侵蚀。

防务开支争议之所以成为“反战”与“反政府”话语交织的当代形式,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了两者的语法需求。对于“反战”话语,它提供了一个可指认的成本(防务预算、对乌援助)和一个可指认的受益者(军工复合体、乌克兰、美国)。对于“反政府”话语,它提供了一个可指认的决策(预算优先次序)和一个可指认的责任者(现任政府、欧盟、北约)。两者在同一个符号——“钱去了哪里”——上汇聚,而这一符号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因果分析来支撑。一个法国选民不需要阅读北约防务规划文件就能理解“更多的国防意味着更少的教育”,他只需要看到预算削减的新闻和军费增长的新闻并置在同一周。

这一交织的政治后果是深远的。它使防务开支从一个跨党派共识(冷战期间和俄乌战争初期)转变为一个选举分化议题。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和德国联邦选举将使这一议题成为核心战场。勒庞如果当选,她承诺的限制对乌援助将不只是外交政策的调整,而是一个国内再分配的信号:钱将从“外部承诺”回到“内部选民”。这一信号在骚乱的政治语境中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它回应了街头愤怒的核心归因:“我们的人在为别人的战争买单”。但这一信号的经济学基础是脆弱的:对乌援助在法国总支出中的比例远小于债务利息或养老金,削减它对财政空间的释放是有限的。然而,政治效力不依赖于经济学的精确性。它依赖于一个可感知的因果链:钱流出去了,服务变差了,而两者被呈现为同一件事。

(四)核阴影下的骚乱政治:一个关于“出口”的判断

核威慑在2026年的欧洲产生了一个悖论性的政治后果:它消除了“以战争转移矛盾”的选项,从而消除了1936年式的一个关键“出口”。在1930年代,战争是一个可以被使用的工具,无论其后果多么灾难性。在2026年,战争是一个被核威慑封锁的领域,它不能被“使用”,只能被“管理”(通过有限冲突、停火、威慑)。这一封锁对国内政治的含义是:不满无法被向外投射。一个法国选民不能通过支持一场对外战争来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因为战争不是一个可获取的选项。他只能将不满投射到内部的财政分配上——防务开支与民生支出的对立,援乌与福利的对立,安全与教育的对立。

这一“向内投射”使2026年的骚乱政治具有一个1936年所没有的特征:反战与反政府不是两个可以分离的立场,它们是同一个立场的两个表述。在1936年,一个反战者可以同时支持政府(如果政府是和平的)或反对政府(如果政府是扩张的)。在2026年,一个反战者几乎必然地反对政府,因为政府的防务承诺是“战争成本”的直接来源。这一绑定使防务开支争议成为街头愤怒的组织性焦点: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同时容纳左翼(反军费、要福利)和右翼(反援乌、要“自己人优先”)的框架,而这个框架的包容性恰恰是2026年骚乱“无领袖、薄组织”形态能够在政治光谱上跨越左右的原因之一。

但这一框架也有一个内在的限制,而这一限制恰恰是核阴影下的骚乱政治与1848年、1936年之间最根本的差异。1848年的革命者有一个可以被写进宪法的替代秩序。1936年的法西斯有一个可以被扩张的领土纲领。2026年的反战—反政府话语没有一个可以被交付的替代方案。削减对乌援助可以释放有限的财政资源,但它不能解决债务利息、住房供给、教育投入的结构性缺口。将钱从“外部”转向“内部”是一个在修辞上有效的框架,在算术上不足以回应街头的诉求。核威慑消除了向外投射不满的出口,但向内的出口同样被财政锁死所阻塞。2026年秋天的欧洲骚乱因此处于一个双重封锁之中:不能通过战争向外转移矛盾(核威慑),不能通过财政向内解决矛盾(债务约束)。街头的愤怒在一个既不能向外、也不能向内的空间中积聚,而防务开支争议恰恰是这个空间中最可见的、最可愤怒的、最可被选举政治利用的符号。它不是解决方案。它是解决方案缺席时最响亮的回声。

本节的材料局限需要明确标注。俄乌“局部休战、全域作战”状态的描述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网易转载),该来源为官方媒体,对俄乌战场的描述与央视新闻的方向一致,可信度较高,但“局部人道停火”的具体范围和执行情况未经独立核实。北约防务规划磋商(2029年目标、资金筹措)和布鲁塞尔民众表述(帕特里克、杰西卡)来自国际在线和央视网的报道,两者均为官方媒体,核心表述一致,可信度较高。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民调(46.2%反对增税增防)来自央视网转引,原始调查的方法论细节未在报道中完整披露,应作为指示性数据使用。北约2026年春季内部民调(对乌支持率59%→55%)来自新浪财经转引央视新闻的报道,该来源为财经媒体,转引的准确性应被视为中等偏高,但“内部民调”的原始数据未公开。意大利卡车司机抗议的数据(柴油2.30欧元/升、加满一箱从1500欧元升至2500欧元、10月5日减税到期)来自托马斯·法齐在非主流网站的文章(新浪新闻转载),该来源为评论性文章,作者立场明确(批评欧洲大西洋主义),本报告将其作为“抗议者感知的定性证据”使用,而非作为意大利燃油价格的官方统计。勒庞“在财政上,我们已经无力再这样做了”的表述来自新浪财经转引央视新闻的报道,可信度较高。CSIS兵棋推演中“失败驱动的核使用”和“赌命式复活”的概念来自本报告第八章第四节已标注的来源,此处不再重复。本节关于“核威慑消除向外投射不满的出口”和“双重封锁”的判断,是本报告基于核威慑逻辑与2026年财政约束分析的理论概括,其效力受限于两个因素:一是核威慑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在现有学术文献中缺乏系统的比较研究,本节的推断是探索性的;二是11月5日工会动员和2027年欧洲多国选举尚未发生,防务开支争议在选举中的实际权重无法预判。


关注 73
李桂松: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十)   李桂松:欧洲大骚乱与历史的轮回报告(八)
 
公司简介     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1区-21594(集群注册)     咨询热线:13360021949(李博士)     Email: liguisong2006@163.com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3178号     京ICP备16017448号    网站版权归【云阿云智库●大国关系研究院】所有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