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熙:《2026卢拉胜选报告》(三)
  日期 2026-10-28      作者 李国熙      编辑 云阿云智库●大国关系研究院  

《2026卢拉胜选报告》

导读:2026年10月25日,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以卢拉51.79%对弗拉维奥·博索纳罗48.21%的结果落幕。这一结果的意义远超巴西国界。本报告以全球大国博弈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卢拉胜选的战略意涵、选战机理与后续约束,力求为理解2027年后西半球地缘格局提供一个兼顾宏观结构与微观策略的分析文本。报告全文1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2026卢拉胜选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科技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27日星期二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二章

卢拉胜选的战略影响:

中美俄欧的四维冲击

卢拉的胜选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它的战略含义只有在与四方——华盛顿、北京、莫斯科、布鲁塞尔——各自对巴西的预期与投入相对照时,才能被充分理解。对每一方而言,卢拉连任所带来的冲击在性质、烈度和可逆性上各不相同。对美国,这是一次被明确感知的战略挫败,其深度不仅在于失去了一个预期中的盟友,更在于干预策略本身被证明产生了反效果。对中国,这是一次战略舒适区的巩固,但舒适之中包含着需要审慎管理的边界。对俄罗斯,收益是间接的、结构性的,而非直接的双边关系提升。对欧洲,卢拉的存在使一项本已悬置的协定免于彻底死亡,但远未使其获得生命。本章依次考察这四重冲击,并着重分析每一方在选举结果面前所面临的策略调整压力。

一、对美国:西半球战略的一次结构性挫败

将卢拉的胜选界定为美国西半球战略的“结构性挫败”,需要给出比“华盛顿不喜欢的人赢了”更为严格的论证。挫败之所以是结构性的,是因为它同时暴露了美国拉美政策工具箱中的一个内在矛盾,并动摇了该政策赖以运作的一个核心假设。

那个内在矛盾在于:美国对巴西施压的核心工具——关税、制裁、外交降级——在追求一个巴西宪政框架下行政部门无法交付的目标(释放博索纳罗)。施压的强度与目标的可行性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华盛顿越是用力,越是将卢拉政府置于一个无法让步的位置,而无法让步又被解读为“顽固”,从而为进一步施压提供借口,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那个被动摇的核心假设则是:美国在拉美的干预是有效的、低成本的、且不会反噬自身利益的。巴西案例表明,当干预的对象是一个拥有制度韧性和替代性外部经济伙伴的地区大国时,干预的政治成本可能远超其收益,且干预行为本身可能成为被干预国执政者的竞选资源。这一教训的传播效应,将在此后数年约束华盛顿在其他拉美国家的操作空间。

(一)特朗普政府拉美政策的预期落空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拉美政策,在2025至2026年间形成了一套可辨识的操作模板:以关税为杠杆、以对司法人员的定向制裁为施压手段、以对右翼候选人的隐性或显性支持为政治投资,目标是在西半球构建一个与美国战略利益对齐的政府网络。这一模板在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在巴西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

失败的程度可以从一个细节中读出。据路透社报道,卢拉胜选后,欧盟、墨西哥、法国、加拿大、印度、俄罗斯等国领导人迅速发来祝贺,而“特朗普政府保持沉默”。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则在次日公开祝贺卢拉,并敦促特朗普承认结果。这种沉默与国会同僚的催促之间的反差,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政治表态:白宫对结果的失望是真实的,而承认这种失望的方式是拒绝给予一个民选领导人应有的外交礼节。据英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回应结果时称“我喜欢卢拉,我们相处得很好”,随即又补充“我没有选边站”,并将这场选举称为“糟糕的、被操纵的”。这种前后矛盾的表述,反映的是一种尚未完成的心理调适:一个被华盛顿投入了实质性政治资本去阻止的结果,已经发生,而应对它的策略框架尚未形成。

1.对小博索纳罗的隐性支持与选举干预指控

华盛顿对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其“隐性”程度在不同阶段有所波动,但贯穿选战全程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博索纳罗家族与美国保守派政治网络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构成了这种支持的传导渠道。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在华盛顿的长期驻留与游说,弗拉维奥本人与特朗普、万斯、鲁比奥的直接会晤,以及美国对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制裁与对巴西商品的关税加征在时间上的同步性,共同构成了一幅外国势力与反对派候选人之间协调行动的图景。

这一协调的实质,是将巴西的司法主权作为谈判筹码。博索纳罗因策划政变被判处27年监禁,其案件的审理法官德莫赖斯成为美国《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的对象,制裁范围随后扩大至德莫赖斯的妻子和巴西总检察长。与此同时,美国对巴西商品加征的关税被明确与博索纳罗的命运挂钩。这种操作在国际关系中的罕见之处在于,它将贸易政策与第三国司法程序直接绑定,打破了经济关系与司法主权之间长期维持的形式边界。

但这一策略在选战后期出现了显著松动。2025年12月,美国财政部取消了对德莫赖斯的制裁,此时距制裁实施尚不足五个月。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这一反转“表明特朗普对卢拉产生好感的速度有多么快,也表明他不再积极保护卢拉的右翼前任”。与此同时,美国开始降低对巴西商品的高额关税。这一转向的时机——发生在竞选周期正式启动之前、发生在特朗普与卢拉在联合国和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之后——表明华盛顿已经意识到,对博索纳罗的过度绑定正在损害其在巴西的整体利益。

然而,这一转向来得太晚,无法改变选战的基本格局。弗拉维奥的竞选叙事中,“我能搞定华盛顿”曾是一个核心卖点。当华盛顿自己开始与卢拉接触并降低关税时,这个卖点的可信度被从内部掏空了。更致命的是,这一转向在巴西右翼阵营中制造了一种被抛弃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在选战的最后阶段转化为右翼选民的情绪混乱,而非对弗拉维奥的额外支持。

(1)卢拉胜选演说中“战胜外国势力干涉”的指向

卢拉在胜选演说中的表述,将美国干预从一个外交议题转化为一个国内政治叙事的核心要素。据新华网葡语版报道,卢拉在圣保罗的演讲中“感谢巴西人民给予他的支持,帮助他克服了外国势力对选举的干涉”。中文媒体的报道进一步引述他的原话:“这场选举,我们还必须战胜来自外部、通过数字平台渗透进来的干预。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平台进行监管。”

这一表述的巧妙之处在于它的双重指向。它既是对华盛顿干预行为的公开回应,也是对国内对手的间接指控:弗拉维奥的竞选之所以需要“被战胜”,部分原因在于它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将对手与外国干预绑定,在巴西的政治语境中具有特定的杀伤力,因为“主权”和“不干涉”是跨越左右光谱的共享价值。卢拉在演讲中引用歌手希科·布阿尔克的话——“我们的政府不会对玻利维亚盛气凌人,也不会对美国低声下气”——将这一立场置于巴西左翼外交传统的谱系之中,使其获得了历史合法性的加持。

更重要的是,这一叙事在选战过程中发挥了实际的动员功能。美国对巴西的关税施压越具体、越可见,卢拉“主权牌”的说服力就越强。据英国媒体分析,卢拉“没有像一些美国盟友那样在特朗普周围如履薄冰,而是进行了反击——而且奏效了。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援引巴西的主权,攻击美国对司法程序的干预,并戴上了一顶写着‘巴西属于巴西人’的蓝色帽子”。当农业游说集团——传统上坚定支持博索纳罗——中的一些人开始认为卢拉在关税问题上“有道理”时,美国施压策略的反向动员效应已经越出了左翼选民的基本盘。

(2)“巴西不是任何人的后院”的宣示效应

“这个国家绝不接受成为任何人的后院”,这句在胜选演说中说出的话,其宣示效应超越了选举本身。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美国以军事行动控制委内瑞拉总统、以关税和制裁干预巴西司法、以“西半球安全”为名重塑地区秩序的时刻——将一个国家的对外立场表述为一种不可让渡的尊严主张。

这句话的传播力来源于它对“门罗主义”话语的直接拒绝。“后院”一词在拉美政治话语中承载着近两个世纪的屈辱记忆,从罗斯福推论到冷战干预,从联合果品公司到中情局支持的政变。卢拉选择这个词作为反击的支点,等于将2026年的选举与拉美反干预的历史传统连接起来。对于巴西国内那些对劳工党经济政策持保留态度、但对国家尊严高度敏感的中间选民而言,这一表述提供了一种超越党派立场的认同资源。

从战略效果看,这一宣示的约束力将在此后数年持续存在。卢拉政府在与华盛顿打交道时,任何被视为“退让”的举动都将面临国内舆论的严格审视,因为总统本人已经将“不做后院”设定为第四任期的外交底线。这并不意味着美巴关系必然走向对抗,但它意味着华盛顿在寻求巴西在关键议题上的配合时,将面临一个更高的政治要价:任何合作都必须以不损害巴西“平等对待所有国家”的形象为前提。这一前提本身,就是卢拉胜选留给美巴关系的最持久遗产。

(二)美巴关系的可能走向:对抗性共存

将卢拉连任后的美巴关系描述为“对抗性共存”,其含义是:两国将在存在结构性分歧的领域持续摩擦,但摩擦将被控制在不危及双边关系基本框架的阈值之内。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美巴之间的利益交错过于密集,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关系的全面破裂。美国是巴西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安全合作、科技交流和地区稳定议题上与巴西存在无法回避的交集。巴西则需要在维持对美关系的同时,保护其在金砖框架内的角色和对华贸易的连续性。双方都有维持“共存”的动机,但分歧的深度决定了“对抗”将是这种共存的主要色调。

1.贸易与关税领域的持续摩擦预期

关税问题在卢拉胜选后并未消失,只是改变了形态。据贸易数据平台Tridge的分析,美国对巴西商品征收的关税(该分析提及37.5%的税率,覆盖巴西对美出口的23.1%)在选后仍是一个需要谈判解决的议题。卢拉和弗拉维奥在竞选中都提出了降低关税的目标,但路径截然不同:弗拉维奥倾向于通过恢复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来换取贸易让步,卢拉则强调“多元化国际伙伴关系和多边主义”。

卢拉的路径在胜选后获得了更强的政治合法性,但并未使谈判变得更容易。美国政府内部的保护主义力量——以及特朗普本人对贸易逆差和“不公平竞争”的执念——不会因为卢拉胜选而消失。更复杂的是,关税问题已经与博索纳罗案件脱钩,这意味着华盛顿失去了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谈判筹码,但也意味着巴西不再面临“以司法让步换贸易让步”的屈辱性选择。关税谈判将回归其本来的面目:一场关于具体商品、具体税率、具体市场准入条件的技术性博弈,而非一场关于司法主权的政治对峙。这种回归本身,对巴西而言是一种改善,但它也意味着进展将更为缓慢和琐碎。

卢拉在胜选演说中承诺“改变治理国家的方式”并“让人民更多地参与政府决策”,这一承诺在外交领域的具体含义尚不明确,但它暗示了一种比前几个任期更强调国内政治合法性的外交风格。在关税谈判中,这意味着卢拉政府可能更难在农业准入或工业保护方面做出被国内选民视为“让步”的妥协,即便这种妥协在宏观上有利于巴西经济。右翼主导的国会也可能在关税议题上采取比政府更激进的立场,以凸显其“捍卫国家利益”的形象。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在对美贸易政策上的潜在张力,将成为美巴摩擦的一个新的来源。

(1)博索纳罗司法案件作为美巴关系的人质化议题

博索纳罗案件在卢拉胜选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其作为美巴关系“人质化议题”的性质并未完全消失。弗拉维奥在败选后拒绝承认结果,声称将请求“废除选举”,理由是最高法院法官扎宁在投票日晚间将投票时间延长了两小时。这一请求被法律专家普遍认为“非常不可能”成功,因为延长时段内仅录得不到3.5万张选票(约占总数的0.03%),远不足以改变440万票的差距,且选举法院主席(由博索纳罗本人任命的努内斯·马克斯)已排除了任何违规行为。

但弗拉维奥的拒绝承认本身具有政治功能。它维持了博索纳罗主义支持者的动员状态,为2027年后的国会斗争保留了能量,并向华盛顿传递了一个信号:巴西右翼并未退出政治舞台,对其的投资仍有回报前景。对于美国而言,博索纳罗案件将继续作为一个“未解决的议题”存在于美巴议程的边缘。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在卢拉任期内再次以释放博索纳罗为条件对巴西施压——2025年底的制裁取消已经表明这一策略被放弃——但它也不会公开承认博索纳罗的定罪具有正当性。这种悬置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摩擦源:巴西司法系统的权威性在美方话语中持续受到隐性质疑,而任何美方官员关于“政治迫害”的言论都会引发巴西政府的正式抗议。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博索纳罗案件已经在美巴关系中制造了一个先例:美国愿意将第三国的司法程序作为双边关系的杠杆。即便这一杠杆在巴西案例中被证明无效并被暂时收回,它的存在本身已经改变了巴西政治精英对美巴关系可靠性的预期。任何未来的巴西政府在考虑对美做出重大让步时,都将面临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华盛顿是否会在某个时刻再次将巴西的国内司法或政治进程作为筹码?这种信任的侵蚀是难以量化的,但它将在美巴关系的每一个敏感节点上产生微妙的影响。

(2)美国对巴西稀土准入诉求与卢拉的多边化策略

稀土是美巴关系中一个正在上升的议题,其重要性在卢拉胜选后不降反升。据彭博社的数据,巴西拥有全球第二大稀土和石墨储量,镍储量位居世界第三。美国正在寻求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元化以降低对华依赖,已将巴西视为潜在合作伙伴。但卢拉在2026年5月与特朗普在白宫的会晤中,已经明确划定了巴西的立场。

据《南华早报》报道,卢拉在会后对记者表示:“巴西希望与任何愿意在该国投资的人分享其关键矿产潜力,无论是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还是法国。”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没有偏好。我们希望与所有愿意在巴西投资的人分享机遇。”这一表态发生在巴西众议院通过关键矿产新监管框架之后,该框架设立了20亿雷亚尔的担保基金和5年内50亿雷亚尔的税收抵免,旨在扶持国内矿产加工产业。卢拉还透露,他告诉特朗普,巴西“在稀土问题上要改变做法”,“希望成为最大受益者”,而非继续充当“大宗商品出口国”。

这一立场的战略含义是清晰的:巴西不会加入美国主导的、以排除中国为目标的“关键矿产联盟”。事实上,早在2026年2月,巴西政府就已决定不加入美国提议的关键矿产联盟,内部评估认为该倡议“主要回应华盛顿的利益,限制了各国确定自身产业战略的能力”。卢拉在胜选后将继续这一多边化策略,其核心逻辑是将巴西的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政策杠杆,而非地缘政治站队工具。

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稀土准入的谈判将比预期更为复杂。华盛顿希望的是优先准入和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卢拉提供的是无差别的投资开放和加工本地化要求。两者的交集在于:美国企业可以在巴西投资开采和加工,但必须接受巴西的产业政策框架,且不能要求巴西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这一条件对美国的关键矿产战略构成了实质性制约。如果华盛顿拒绝接受,巴西的稀土将继续以最经济的方式流向中国加工体系;如果接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供应链多元化努力将在一个中国资本和技术仍然深度参与的环境中运作。无论哪种结果,都不完全符合美国战略规划者的初衷。

二、对中国:战略舒适区的巩固与有限升级

中国对卢拉胜选的反应,在外交礼节的速度和温度上与其他大国并无显著差异。中国外交部在结果公布后迅速表态,愿与巴西“持续推进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但这一表态的平静之下,是一种远比美方更为舒适的战略处境。中国不需要在巴西做任何事情来“赢得”卢拉——卢拉已经在那里了,而且他的第四任期意味着这种舒适状态将至少延续到2030年。中国需要做的,是管理好这种舒适状态可能带来的惰性,以及巴西国内政治结构对这种舒适状态施加的限制。

(一)中巴关系的连续性保障

中巴关系在卢拉第四任期内将保持高度可预期性,这一判断的基础不在于卢拉个人对中国的偏好,而在于两国关系的结构性驱动力已经超越了政府更迭的周期。2025年巴西对华出口达到1000亿美元,大豆占对华出口的约35%,铁矿石和石油紧随其后。这一贸易结构在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已经证明了其政治韧性:即便在意识形态上对北京抱有怀疑的总统任内,贸易额仍持续增长。卢拉的回归只是确认了一个已经被验证的规律:对华贸易是巴西经济的结构性需求,而非外交选择。

中国在巴西的投资也在深化。据路透社援引巴中企业家委员会的报告,2025年巴西吸引了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0.9%,位居首位,美国和圭亚那分别以6.8%和5.7%位列其后。这一投资流向的转变——从贸易向投资和供应链合作延伸——意味着中巴关系的制度密度正在增加。当投资存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关系的连续性将不再仅仅依赖于贸易流,而是嵌入到生产网络、基础设施和就业结构中,使其更难被政治周期打断。

1.卢拉第四任期对华政策的可预期性

卢拉的对华政策在其前三届任期中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模式:以贸易和投资为核心,以多边机制为平台,以不介入中美战略竞争为边界。这一模式在第四任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有几个新的因素值得关注。

首先是巴西国内政治约束的强化。右翼在国会和州长层面的压倒性优势,意味着卢拉在对华政策上做出任何被反对派解读为“过度依赖中国”的举动时,都将面临更为激烈的政治反弹。稀土加工本地化的产业政策、关键矿产的合作框架、乃至金砖议程的推进,都需要立法配合,而右翼国会将有选择地利用这些议题来塑造卢拉“对华软弱”的形象。这不会阻止中巴合作的基本进程,但会使其在立法和预算层面遭遇更多的摩擦和延迟。

其次是卢拉本人对“主权”话语的强调。他在胜选演说中阐述的外交哲学——“平等对待所有国家”、“不会对美国低声下气”——同样适用于中国。巴西不会因为对华贸易的规模而放弃在多边场合表达与中国不一致的立场。在金砖内部,巴西将继续扮演桥梁而非追随者的角色;在气候议题上,巴西将坚持其对亚马逊主权的主张,不会接受任何外部力量(包括中国)对其环境政策的指导。中国需要适应的,是一个在对华关系上友好但不对华依附的巴西。

(二)增量空间:稀土、高科技与全球南方协作

中巴关系的“有限升级”空间,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关键矿产的加工合作、绿色技术的市场准入,以及全球南方议程的协调。

1.关键矿产合作从贸易向加工环节延伸的可能性

卢拉在稀土问题上的核心诉求是加工本地化。他在与特朗普的会晤中明确表示,巴西“希望成为最大受益者”,而非继续出口原生矿产。这一诉求对中国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机会在于,中国拥有全球最成熟的稀土分离和加工技术,如果巴西希望建立本土加工能力,中国的技术、设备和工程经验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挑战在于,巴西的加工本地化目标与中国在稀土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之间存在潜在的张力:一个拥有独立加工能力的巴西,长期来看将削弱中国在稀土供应链中的议价权。

中国对这一张力的应对策略,将决定中巴稀土合作的实际形态。北京的选择大致有两种:一是积极介入巴西的加工产业链建设,通过合资、技术转让和设备出口,在巴西的加工能力形成过程中保持关键环节的控制力;二是维持现有的矿石—加工品贸易模式,等待巴西的加工能力在西方支持下逐步形成,同时利用成本优势延缓这一进程。从中国在其他资源国的经验来看,第一种策略更符合其长期利益,但它要求中国企业在技术转让和本地化方面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让步。卢拉政府是否会以足够有吸引力的条件说服中国企业这样做,以及右翼国会是否会在立法层面配合,是两个尚未确定的变量。

(2)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对巴西的市场主导地位

在电动车、光伏组件和风电设备领域,中国企业在巴西市场已经建立了显著的存在。这一存在在卢拉第四任期内将继续扩大,驱动力来自巴西的能源转型需求和气候承诺,而非任何政治安排。卢拉在COP30期间展示的气候外交姿态,以及他关于“改变治理方式”的承诺,意味着巴西的可再生能源部署将保持较高速度。中国产品在成本上的优势,使其成为这一部署的最现实选择。

这一市场主导地位的战略含义在于,它使中国在中巴关系中拥有了一个独立于贸易和投资的“技术杠杆”。当美国试图以安全关切为由推动巴西在电信、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排除中国设备时,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不可替代性为巴西提供了一个拒绝的理由:如果排除中国,巴西的能源转型成本将显著上升,而美国及其盟友无法提供同等价格和规模的替代方案。卢拉政府不需要在公开场合“偏袒”中国,只需要坚持其能源转型的时间表和成本约束,就足以使排除中国设备的政治成本变得难以承受。

三、对俄罗斯:金砖框架下的间接收益

俄罗斯在巴西大选中的利益是真实但有限的。真实,是因为巴西作为金砖创始成员国的连续性对莫斯科具有战略价值;有限,是因为俄巴双边关系的体量不足以使巴西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卢拉胜选给俄罗斯带来的是一种“不必担心”的舒适感,而非任何需要主动争取的收益。

(一)金砖稳定性的保障

俄罗斯在2022年后承受的西方制裁使其对多边机制的需求显著上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平台,成为莫斯科维持国际存在感和经济联系的关键渠道。在这一背景下,巴西的稳定性——其继续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参与金砖议程、继续在新开发银行中扮演角色、继续在多边场合以金砖成员身份协调立场——对俄罗斯具有不成比例的重要性。

卢拉的胜选消除了一个被俄罗斯战略界认真考虑过的风险情景: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当选后,巴西即使不正式退出金砖,也可能大幅降低参与程度,使其在金砖内部的功能性角色趋于空洞化。弗拉维奥阵营中不乏对金砖持怀疑态度的成员,而其与华盛顿的紧密联系使这一情景具有现实可能性。卢拉连任意味着这一风险至少在2027至2030年间被移除。

1.巴西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积极不结盟”立场价值

巴西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对俄罗斯而言具有一种微妙的利用价值。卢拉政府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但拒绝加入西方对俄制裁,同时积极推动和平谈判的倡议。这一“积极不结盟”立场——既不是西方的附庸,也不是莫斯科的盟友——使巴西在金砖内部和全球南方中保持了可信的调解者形象。对俄罗斯而言,一个愿意与基辅和西方对话、但不参与制裁的巴西,比一个完全倒向西方的巴西更有利于其外交空间,尽管巴西的调解努力本身并未产生实质性成果。

卢拉连任保障了这一立场的延续。弗拉维奥的竞选团队在乌克兰问题上更倾向于与华盛顿保持一致,其当选将使巴西在金砖内部的立场向“亲西方”方向移动,从而削弱莫斯科在金砖框架内维持“多极共识”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拉的胜利是俄罗斯在金砖内部避免一次外交挫败的间接收益。

(二)俄巴关系的有限性

然而,将俄罗斯对卢拉胜选的收益夸大是不准确的。俄巴贸易额与中巴贸易额相比微不足道,俄罗斯在巴西的外交优先级中位居中国、美国、欧盟之后,甚至在经贸议题上落后于阿根廷和南方共同市场伙伴。巴西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积极不结盟”立场,其首要受众是国内选民和全球南方伙伴,而非莫斯科。卢拉政府不会为了俄罗斯的利益而在金砖议程中采取与中国或印度对立的立场,也不会在制裁问题上为俄罗斯提供任何实质性掩护。

俄罗斯对巴西大选的关注,更多地是防御性的——防止一个亲美政府上台削弱金砖——而非进攻性的。卢拉的胜利实现了这一防御目标,但它不会转化为俄巴关系的实质性升级。莫斯科对此心知肚明,其反应(与欧盟、印度等国一同迅速祝贺卢拉)的低调程度,本身就反映了这种清醒。

四、对欧洲:喘息而非胜利

欧洲对卢拉胜选的反应,是四方中最具矛盾性的。一方面,布鲁塞尔和多数欧盟成员国政府欢迎一个愿意在气候议题上合作、支持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定的巴西总统;另一方面,欧洲内部对协定本身的抵触——尤其是法国的农业保护主义——并未因为卢拉的胜选而消解。卢拉的存在使协定免于在政治层面被宣告死亡,但并未使其获得生命。

(一)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定的“存活”与“悬置”

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的谈判历时二十余年,在2026年1月于亚松森签署,5月1日开始临时生效。但协定的正式生效仍需欧洲议会批准,而这一程序的前景在卢拉胜选后依然是不确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欧盟委员会在未获议会批准情况下启动临时实施的做法公开表示不满,法国农业界对南美农产品免税准入的抵触,与部分成员国和欧洲议会议员对环境标准的关切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批准程序的实质性障碍。

卢拉的胜选对协定的意义,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来评估。消极层面:它避免了最坏情景。如果弗拉维奥当选,其政府对亚马逊执法和气候承诺的可能削弱将使协定在欧洲议会的批准前景进一步黯淡,法国等国的反对将获得更强有力的论据。卢拉的存在至少移除了“巴西政府不合作”这一障碍。积极层面:它为协定支持者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叙事——巴西有一个愿意在气候议题上合作的政府,欧洲的关切可以被纳入双边对话而非成为否决的理由。2025年COP30在贝伦的召开,以及卢拉政府在此期间展示的气候外交姿态,为这一叙事提供了素材。

但卢拉所能提供的保障是有限度的。协定的批准权在欧洲议会和成员国手中,而非在巴西利亚。法国农业保护主义的逻辑不依赖于巴西政府的气候立场:即便卢拉在亚马逊问题上做得再多,法国农民对南美牛肉和糖的竞争焦虑也不会消失。亚马逊作为杠杆,其效力在欧盟内部被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所拉扯:环境关切推动更严格的条件性,而农业利益推动更彻底的阻挠。卢拉能够影响的只是前一种力量,对后一种力量几乎无能为力。因此,协定的状态在卢拉胜选后是“存活但悬置”:它没有被杀死,但它是否能够正式生效,取决于欧洲内部政治力量的博弈,而非巴西的行为。

(1)欧洲在巴西绿色转型中的竞争劣势

在欧洲与巴西的经济关系中,一个被低估但具有长期影响的因素是欧洲在巴西绿色转型中的竞争劣势。中国在光伏组件、电动车和风电设备领域已经建立了对巴西市场的实质性主导,而欧盟的“全球门户”倡议在拉美的投入规模和项目落地速度远不及中国企业的商业存在。当巴西加速其能源转型时,欧洲企业能够提供的产品在价格上缺乏竞争力,而欧洲的政策工具(发展援助、技术合作)在规模上无法与中国商业银行的出口信贷和企业的投资能力相匹敌。

这一竞争劣势在卢拉第四任期内将变得更加明显。卢拉的气候承诺和能源转型目标是真实的,但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选择将由成本和技术可得性决定。中国产品在这些维度上的优势,使欧洲在巴西绿色转型中的角色更可能局限于规范制定和技术标准合作,而非实质性的设备和解决方案提供。对于欧洲而言,这意味着即便协定获得批准,其在巴西经济中的存在感也可能继续被中国稀释。卢拉的胜选为欧洲保留了一个制度性的对话渠道,但并未改变这一渠道之外的力量对比。

小结

四重冲击的并置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卢拉的胜选对每一方都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影响的性质和深度取决于该方与巴西关系的结构性基础,而非选举结果本身。美国遭遇了挫败,因为其策略依赖于一个可被外部压力改变的结果;中国获得了巩固,因为其关系建立在不可替代的贸易和投资流之上;俄罗斯获得了防御性的收益,因为其利益在于防止金砖的削弱而非拓展双边关系;欧洲获得了喘息,因为协定的存活比其死亡更符合布鲁塞尔的利益,但存活不等于生效。卢拉的外交艺术在于同时管理这四组关系而不被任何一组绑定,而2026年的选举结果为这一艺术提供了继续施展的政治条件。这一条件能维持多久,以及它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巴西的实际战略收益,将取决于选战本身——一场在首轮落后约220万票的情况下实现约440万票反超的逆转,其机理中包含着比选举结果更为丰富的政治信息。

二、对中国:战略舒适区的巩固与有限升级

中国对卢拉胜选的反应,在外交礼节的速度和温度上与其他大国并无显著差异。2026年10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卢拉获胜,“对此表示祝贺”,并“愿同巴方共同努力,持续推进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一表态的措辞是标准的、克制的,但其平静之下是一种远比美方更为舒适的战略处境。中国不需要在巴西做任何事情来“赢得”卢拉——卢拉已经在那里了,而且他的第四任期意味着这种舒适状态将至少延续到2030年。中国需要做的,是管理好这种舒适状态可能带来的惰性,以及巴西国内政治结构对这种舒适状态施加的限制。

将中巴关系在卢拉第四任期内的前景界定为“巩固与有限升级”,其含义需要精确理解。“巩固”指的是既有合作框架在政治层面获得连续性保障,不确定性被移除。“有限升级”指的是在特定领域存在增量空间,但这些空间的拓展受制于巴西国内政治结构、产业政策取向以及卢拉本人对“主权”话语的坚持,其速度与深度都将低于中国战略规划者的理想预期。这一判断的基础不在于卢拉个人对中国的偏好,而在于两国关系的结构性驱动力已经超越了政府更迭的周期,但同样受制于巴西国内权力格局的约束。

(一)中巴关系的连续性保障

中巴关系在卢拉第四任期内将保持高度可预期性,这一判断的最坚实依据来自贸易数据。2026年前九个月,中巴双边贸易额达到1433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纪录。巴西对华出口847亿美元,同比增长12%;从中国进口586亿美元,增长9.9%。中国连续多年稳居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这一地位在卢拉胜选后不会面临任何实质性挑战。巴中企业家委员会的数据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关系的结构性深度:2026年上半年,巴西进口的电动化汽车中88%来自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进口中中国占比99%,电动摩托车96%,电池63%。这些数字描绘的已不是简单的“贸易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嵌入巴西能源转型和消费升级进程的供应链依赖。

这一依赖的政治韧性在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已经得到了验证:即便在意识形态上对北京抱有怀疑的总统任内,中巴贸易额仍持续增长。卢拉的回归只是确认了一个已经被反复验证的规律:对华贸易是巴西经济的结构性需求,而非外交选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或类似机构学者在选后评论中表达过一个审慎但准确的判断:尽管保守派国会可能在某些领域构成限制,但对华经济合作在巴西政治光谱的几乎各个部分都获得了支持,不太可能受到国内政治分歧的显著影响。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对华贸易的受益者并不局限于劳工党的传统选民基础,而是涵盖了从马托格罗索的大豆种植者到米纳斯吉拉斯的铁矿工人,从圣保罗的汽车经销商到巴伊亚的电动车组装线工人的广泛群体。

1.卢拉第四任期对华政策的可预期性

卢拉的对华政策在其前三届任期中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模式:以贸易和投资为核心,以多边机制为平台,以不介入中美战略竞争为边界。这一模式在第四任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有两个新的结构性因素值得关注。

第一个因素是巴西国内政治约束的强化。2026年选举的结果在总统层面产生了卢拉,但在立法和州级层面产生了巴西数十年来最强势的右翼力量。自由党在众议院斩获121席,其领导的右翼阵营合计控制约298席,远超绝对多数;参议院81席中右翼占据52席,超过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五门槛;州长层面,右翼赢得27个联邦单位中的17个。自由党在圣保罗州(塔西西奥·德弗雷塔斯)、里约州(道格拉斯·鲁阿斯)、米纳斯吉拉斯州(克莱蒂尼奥·阿泽维多)、巴拉那州(塞尔吉奥·莫罗)等经济重镇均取得胜利。这一格局意味着,卢拉在对华政策上做出任何被反对派解读为“过度依赖中国”的举动时,都将面临比前几个任期更为激烈的政治反弹。稀土加工本地化的产业政策、关键矿产的合作框架、乃至金砖议程的推进,都需要立法配合,而右翼国会将有选择地利用这些议题来塑造卢拉“对华软弱”的形象。这不会阻止中巴合作的基本进程,但会使其在立法和预算层面遭遇更多的摩擦和延迟。

第二个因素是卢拉本人对“主权”话语的强化。他在胜选演说中阐述的外交哲学——“平等对待所有国家”、“不会对美国低声下气”——同样适用于中国。巴西不会因为对华贸易的规模而放弃在多边场合表达与中国不一致的立场。在金砖内部,巴西将继续扮演桥梁而非追随者的角色;在气候议题上,巴西将坚持其对亚马逊主权的主张,不会接受任何外部力量对其环境政策的指导。一个在对华关系上友好但不对华依附的巴西,是中国在卢拉第四任期需要适应的常态。

(1)外交自主传统与不结盟路线的延续

巴西外交中的“自主传统”并非卢拉或劳工党的发明,而是巴西国家认同中一个跨越政治光谱的构成要素。从里奥布兰科男爵在二十世纪初以“趋利避害”为原则在大国间周旋,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独立外交政策拒绝在冷战阵营间选边,再到卢拉第一任期与新兴大国共同推动多极化,巴西外交始终保持着一种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亲疏为指南的实用主义底色。卢拉在2026年胜选演说中引用希科·布阿尔克的话——“我们的政府不会对玻利维亚盛气凌人,也不会对美国低声下气”——将这一传统置于左翼文化符号的包装之下,但其内核是一种超越左右分野的国家立场。

这一传统在卢拉第四任期对华政策中的具体含义是:巴西将在对华合作中保持一种有意识的距离管理。卢拉不会拒绝中国的投资和技术,但他会避免在公开话语中将中国塑造为巴西的“战略依靠”。巴西将继续参与金砖议程,但不会支持任何将金砖转化为反西方联盟的尝试。巴西将欢迎中国在稀土加工领域的投资,但不会以排除美国或欧盟企业为条件。这种“友好但不依附”的姿态,对中国而言既是一种保障——关系不会因巴西国内政治变动而中断——也是一种限制:中国无法期待巴西在任何中美分歧中无条件站在自己一边。

不结盟路线的延续还有一个较少被讨论但具有实际重要性的维度:巴西在国际组织和多边进程中的投票行为。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数字治理规则等议题上,巴西的立场往往与中国存在分歧,或至少不完全重合。卢拉政府支持安理会扩容并寻求巴西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诉求与中国对安理会改革节奏的审慎态度之间存在张力。巴西在数字平台监管、数据跨境流动等新兴议题上的立场更接近欧盟的规范性框架,而非中国的安全优先取向。这些分歧不会阻碍双边经贸合作,但它们意味着中巴关系的“战略协调”始终是有边界的,其边界由巴西对自身国际定位的独立定义所划定。

(2)中国外交部对胜选的快速反应及其信号意义

中国外交部在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结果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即作出正式表态,这一速度本身是一个值得解读的信号。在全球主要大国中,中国的反应时间处于前列,与欧盟、印度、俄罗斯大致同步,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则保持了沉默,以至于国会民主党人公开敦促承认结果。时间上的同步性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中国外交系统对巴西选举结果的高度关注和预先准备,也反映了北京对中巴关系稳定性的信心——它不需要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就可以做出积极表态,因为无论巴西国内政治如何演变,对华合作的基本盘都不会消失。

郭嘉昆表态的措辞也值得仔细审视。“持续推进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一表述,将卢拉的胜选置于一个已经启动的进程之中,而非一个新起点的开端。“持续”一词暗示了政策的连续性预期:中国不期待卢拉第四任期带来某种根本性的政策转向,而是期待既有合作框架在既有轨道上继续运行。这与美方在选前对弗拉维奥的隐性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试图改变巴西的政治轨迹,中国则满足于维持既有轨迹的延续。两种策略的成本和收益在选举结果面前高下立判。

更深层的信号在于中国对巴西国内政治碎片化的态度。中国外交系统对右翼在国会和州级层面的胜利并非没有认知,但选择不在公开表态中提及这一因素。这种沉默是一种策略性的乐观:它向巴西各方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与巴西的合作不依赖于某一特定政治力量的善意,而是建立在跨政治光谱的利益共识之上。这一信息的目标受众不仅是卢拉政府,也包括右翼主导的国会和州政府:无论谁控制立法议程或州级行政,对华合作的经济逻辑都不会改变,抵制这一合作的政治成本将由抵制者自己承担。

(二)增量空间:稀土、高科技与全球南方协作

中巴关系的“有限升级”空间,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关键矿产的加工合作、绿色技术的市场准入,以及全球南方议程的协调。这三个领域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具备超越传统贸易的潜力,但每一个都受到巴西产业政策取向和国内政治结构的实质性约束。

1.关键矿产合作从贸易向加工环节延伸的可能性

卢拉在稀土问题上的核心诉求已经在选举前后反复表达:巴西不满足于继续充当“大宗商品出口国”,而是希望在国内建立从开采到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成为“最大受益者”。这一诉求在2026年的产业政策中已经获得了制度化的表达。巴西众议院通过了关键矿产新监管框架,设立20亿雷亚尔的担保基金和五年内50亿雷亚尔的税收抵免,旨在扶持国内矿产加工产业。卢拉在2026年5月与特朗普的白宫会晤后明确表示:“巴西希望与任何愿意在该国投资的人分享其关键矿产潜力,无论是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还是法国。我们没有偏好。”

这一“无偏好”立场对中国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机会在于,中国拥有全球最成熟的稀土分离和加工技术,如果巴西希望建立本土加工能力,中国的技术、设备和工程经验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在短期内替代的。挑战在于,巴西的加工本地化目标与中国在稀土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之间存在长期的潜在张力:一个拥有独立加工能力的巴西,将削弱中国在稀土供应链中的议价权,尤其是在西方愿意以安全溢价支持巴西加工产能建设的背景下。

中国对这一张力的应对策略将决定中巴稀土合作的实际形态。从中国在其他资源国的经验来看,积极介入东道国的加工产业链建设——通过合资、技术转让和设备出口,在加工能力形成过程中保持关键环节的控制力——比维持单纯的矿石贸易更符合长期利益。但这要求中国企业在技术转让和本地化方面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让步,而巴西方面是否能够提供足够有吸引力的条件,以及右翼国会是否会在立法层面配合卢拉政府的产业政策,是两个尚未确定的变量。帕利亚里尼等观察者已经指出,卢拉预计将利用中美双方对巴西稀土资源的兴趣“为巴西争取最有利条件”,而非像其对手那样将北京视为“意识形态敌人”。这意味着巴西的谈判姿态将是主动的、议价导向的,中国企业在巴西稀土加工领域获得的每一寸立足之地,都将以实质性的技术或资本投入为代价。

(1)巴西提高电动车组装关税所隐含的本地化诉求

电动车关税政策是理解巴西产业政策逻辑的最佳窗口,也是中巴绿色技术合作中最为直接的摩擦点。巴西政府自2023年起启动了一项分阶段的电动汽车进口关税恢复计划,其最终目标是将进口税率提升至35%。2026年7月1日,这一计划进入关键阶段:以整车形式(CBU)进口的纯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开始适用35%的全额关税,不再享受任何配额免税。与此同时,巴西外贸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批准了一项过渡性安排:以半散件(SKD)和全散件(CKD)形式进口的新能源汽车组装套件,在4.63亿美元的总额度内享受零关税,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超过额度的SKD套件适用35%税率,CKD套件在2026年底前维持14%,2027年1月起同样升至35%。

这一政策设计的意图是明确的:以关税为杠杆,迫使外国车企将组装乃至更复杂的制造环节转移至巴西境内,从而创造就业、促进技术转移、培育本地供应链。比亚迪是这一政策最直接的受影响者和最积极的响应者。该公司在巴伊亚州卡马萨里(前福特工厂所在地)的工厂于2025年7月投产,初期以SKD和CKD模式运营。比亚迪已宣布在2026年下半年将生产阶段升级至包括焊接、涂装、冲压和电池组装在内的更复杂环节,从而降低对进口套件的依赖,提升本地附加值。该工厂当前年产能为15万辆,计划在下一阶段翻倍至30万辆。2026年1至5月,比亚迪在巴西纯电动车注册量中占比高达65.67%。

对中国车企而言,这一政策格局的含义是双重的。短期内,零关税配额为依赖进口套件的企业提供了缓冲,比亚迪作为该配额“最大受益者”的地位意味着其成本优势在过渡期内得以维持。中长期看,35%的整车关税和2027年起对CKD套件同样适用的35%税率,将系统性地抬高“纯进口”模式的成本,迫使所有市场参与者做出选择:要么在巴西投资建厂,要么失去价格竞争力。这一选择对中国车企而言并非不可承受——比亚迪、长城、奇瑞等已在巴西布局生产——但它意味着中国在巴西电动车市场的存在形态正在从“贸易出口”向“投资本地化”转型,而这一转型的节奏和深度将由巴西的产业政策而非中国的出口能力所决定。

更深层的信号在于,巴西的电动车关税政策表明,卢拉政府的产业政策逻辑与美国或欧盟的“去中国化”有本质区别。巴西的目标不是排除中国,而是将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引入巴西境内的生产环节。卢拉在多个场合表明,巴西欢迎中国企业在巴西设厂,但希望这些工厂逐步提高本地化率。巴西政府甚至为达到55%本地化含量的车型提供额外的税收优惠。这一政策框架对中国企业是开放的,但它要求中国企业接受一个明确的交换条件:市场准入以本地投资和技术转移为代价。对于习惯了以出口驱动增长的中国制造业而言,这是一种需要适应的新契约形态。

(2)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对巴西的市场主导地位

在电动车之外,中国在巴西绿色技术市场的存在更为广泛且深入。巴中企业家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巴西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中99%来自中国,电动摩托车96%,电池63%。这一市场主导地位并非政策安排的结果,而是由成本、规模和交付能力共同塑造的。当巴西加速其能源转型时,中国产品在价格和可获得性上的优势使其成为最现实的选择。

这一主导地位的战略含义在于,它为中国在中巴关系中提供了一个独立于贸易和投资的“技术杠杆”。当美国试图以安全关切为由推动巴西在电信、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排除中国设备时,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不可替代性为巴西提供了一个拒绝的理由:如果排除中国,巴西的能源转型成本将显著上升,而美国及其盟友无法提供同等价格和规模的替代方案。卢拉政府不需要在公开场合“偏袒”中国,只需要坚持其能源转型的时间表和成本约束,就足以使排除中国设备的政治成本变得难以承受。

中国对巴西绿色产业的投资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关系的深化。自2021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巴西实施的项目中超过一半投向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能源领域。2025年,中国企业在巴西实施了31个与绿色领域直接相关的项目,为巴中企业家委员会2007年开始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过去二十年,电力行业占中国对巴西投资总额的44%,累计约365亿美元,几乎全部投向清洁能源。这一投资结构意味着,中巴绿色合作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商品贸易,嵌入到巴西能源基础设施的物理形态之中。这种嵌入一旦完成,其政治可逆性远低于贸易流。

然而,这一主导地位也制造了一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而巴西的产业政策正在试图修正这种不对称。电动车关税的本地化要求是这一修正的显性表达。在光伏领域,类似的逻辑可能在未来几年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巴西可能逐步提高对进口组件的本地含量要求,或通过税收优惠引导中国企业在巴西设立组装或制造环节。中国企业在巴西绿色技术市场的主导地位,因此并非一种静态优势,而是一种需要持续投资和管理来维持的动态位置。

(三)制约因素:巴西国内政治碎片化对中巴深化的限制

将卢拉胜选对中巴关系的意义评估为“巩固与有限升级”,其“有限”的一面主要来自巴西国内政治的结构性约束。2026年选举产生了一个分裂的政治格局:卢拉赢得了总统职位,但右翼赢得了国会、多数州长职位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一格局对中巴关系的深化施加了三重限制。

1.右翼主导国会与州政府层面对华政策的差异化取向

右翼在国会两院的压倒性优势,意味着卢拉政府推动任何需要立法配合的对华合作议程都将面临系统性阻力。稀土加工本地化的产业政策需要立法授权和预算拨款;关键矿产的合作框架需要国会批准;甚至金砖议程中涉及金融安排或机构建设的部分,也可能需要在立法层面获得支持。右翼国会不必公开反对对华合作——这样做在农业州和依赖中国市场的工业部门中不受欢迎——但它可以通过拖延、附加条件和预算削减来稀释卢拉的外交成果。

州长层面的格局更为复杂。右翼在17个州取得胜利,其中包括圣保罗、里约、米纳斯吉拉斯、巴拉那、南里奥格兰德等经济重镇。这些州在对华关系上的利益取向并不一致。圣保罗州是巴西的工业和服务业中心,其经济与中国供应链的关联主要体现在进口和投资方面;米纳斯吉拉斯州是铁矿石和稀土的重要产区,对华出口是其经济命脉;巴拉那州是农业大州,大豆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南里奥格兰德州则同时拥有农业出口利益和与南方共同市场伙伴的贸易关联。这些差异意味着,右翼州长们在对华议题上不会形成统一的反对阵线,而是会根据各自州的经济利益采取差异化的立场。卢拉政府可以利用这种分化,但无法消除其带来的协调成本。

(1)农业州对华贸易依赖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

农业州是理解这一张力的最佳案例。马托格罗索州、帕拉纳州、南里奥格兰德州和戈亚斯州是巴西对华大豆出口的核心产区,而这些州在政治上绝大多数由右翼或中右翼政党执政。马托格罗索州州长毛罗·门德斯是博索纳罗的公开支持者,该州的大豆产量和出口量均居全国首位,对华出口是其经济支柱。这种“经济上依赖中国、政治上亲近美国”的双重取向,在巴西农业精英中具有代表性。

这一张力的政治后果是复杂的。一方面,农业州的政治代表在国会中不会支持任何可能危及对华大豆贸易的立法或外交举措。当卢拉政府推动与中国的某项合作议程时,农业州议员往往是最不可能投反对票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的选民从对华贸易中获益。另一方面,这些议员也不会成为卢拉对华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他们将在必要时保护对华贸易通道,但不会为卢拉的对华合作议程提供政治资本。这种“被动支持”足以保障中巴贸易的连续性,但不足以支撑需要主动立法配合的深度合作。

这一张力在稀土议题上表现得尤为微妙。农业州并非稀土的主要产区——巴西的稀土项目集中在戈亚斯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但这些州的政治代表在国会中的投票行为往往受到更广泛的右翼联盟纪律的约束。如果卢拉政府提出一项稀土加工本地化的法案,农业州议员可能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支持法案意味着支持卢拉的外交成果,反对法案则可能被解读为反对巴西的产业升级。最可能的结局是一种“有条件的支持”:法案在附加了对农业部门有利的条款(如出口税收优惠或基础设施投资)后获得通过,但卢拉的原始政策设计被稀释。

综合来看,巴西国内政治碎片化对中巴深化的限制,其性质是“摩擦”而非“阻断”。右翼国会和州政府不会、也不能够逆转中巴关系的基本盘——贸易和投资的利益共识过于广泛,任何试图系统性破坏对华关系的行为都将面临来自农业和矿业部门的激烈反弹。但它们能够、且将会提高卢拉政府将政治意愿转化为具体政策成果的成本。每一项需要立法配合的对华合作议程,都将经历更长的谈判周期、更多的条款修改和更不确定的最终形态。中巴关系的“有限升级”,其“有限”的根源正在于此:不是中国缺乏升级的意愿或资源,也不是卢拉缺乏推动升级的政治意志,而是巴西的国内权力结构将任何深度合作的制度成本抬高到了卢拉政府难以轻易承担的水平。

小结

将中巴关系在卢拉第四任期内的前景置于中美博弈的宏观框架中审视,一个更具结构性的判断浮现出来:中国在巴西的战略舒适区是真实的,但它是一种“防御性舒适”而非“进取性优势”。卢拉的胜选保障了中国在巴西既有利益不受损害——贸易通道保持开放,投资环境保持友好,金砖平台保持功能。但中国在巴西的影响力扩张将面临一个由巴西产业政策、国内政治碎片化和卢拉主权意识共同构成的软性天花板。这个天花板的高度不是由华盛顿决定的,而是由巴西利亚决定的。对于中国而言,理解并接受这一天花板的约束,或许是卢拉胜选所传递的最重要的战略信息:在拉美,中国的最佳策略不是追求排他性的影响力,而是在巴西自主划定的空间内,以投资和技术为杠杆,做一个不可或缺但不过度显眼的存在。

三、对俄罗斯:金砖框架下的间接收益

在四方对卢拉胜选的反应中,俄罗斯的位置最为特殊。中国获得了战略舒适区的巩固,美国遭遇了结构性挫败,欧洲得到了喘息但远非胜利,而俄罗斯——用莫斯科自己的外交语言来说——获得的是“金砖框架下的间接收益”。这一表述的审慎本身即揭示了俄巴关系的本质:俄罗斯在巴西大选中的利益是真实且重要的,但这种重要性几乎完全经由多边机制传导,而非源于双边关系的直接分量。莫斯科不需要卢拉在双边层面为俄罗斯做任何事情,它需要的是巴西继续作为金砖机制中一个稳定、可预期、不倾向于拆解集体框架的成员存在。卢拉的胜选恰好保障了这一条件,但也仅此而已。

将俄罗斯的收益界定为“间接的”,需要对其传导机制做出精确说明。直接收益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实质性升级:贸易额跃升、军事技术合作深化、在重大国际议题上形成公开的协调立场。这些在卢拉第四任期内都不会发生。间接收益意味着俄罗斯从巴西的某一属性或行为中获益,而这一获益并非巴西有意给予俄罗斯的馈赠,甚至可能并非巴西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卢拉连任对俄罗斯的价值,恰恰属于后一种类型:巴西留在金砖内部并保持功能,本身就是对俄罗斯战略利益的贡献,尽管巴西这么做首先是为了自己。

(一)金砖稳定性的保障

金砖机制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在2022年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西方全面制裁的背景下,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非西方多边平台,从莫斯科眼中的“外交选项”升级为“生存工具”。这些平台为俄罗斯提供了维持国际存在感、绕开西方金融渠道、与发展中大国保持制度性联系的通道。在这一逻辑下,金砖成员国的政治稳定性——尤其是创始成员国的稳定性——对俄罗斯具有不成比例的重要性。一个功能健全的金砖,意味着俄罗斯没有被完全孤立;一个内部出现离心倾向的金砖,则意味着莫斯科仅存的多边依托之一正在松动。

巴西在金砖中的位置使这一关切尤为突出。在金砖的五个原始成员中,巴西是唯一同时与美国保持深度经济关系、与中国保持最大贸易伙伴关系、且在地理上处于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成员。这种双重嵌入赋予巴西一种独特的功能:它是在金砖内部最不可能被指责为“反西方”的成员,因而也是金砖对外叙事中“包容性多极化”这一主张的最有力例证。如果巴西退出或实质性弱化参与,金砖将失去其地理和话语上的平衡器,从一个“代表全球南方的多元平台”退化为一个“以中俄为核心的替代性集团”。这一退化对俄罗斯的损失远大于对中国:中国即使没有巴西,仍有足够的经济体量和制度能力维持金砖的运转;俄罗斯则依赖金砖的多元性来证明自己并未被国际社会孤立。

1.卢拉连任对金砖“去巴西化”风险的消除

选前关于巴西可能退出金砖的讨论,需要被置于巴西国内政治的语境中加以审视,而非简单视为一种现实威胁。提出“退出金砖”主张的是右翼新党党魁、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罗梅乌·泽马,其全国支持率长期徘徊在1.3%左右,在2026年大选的13位候选人中处于边缘位置。更具指标意义的是泽马本人的行为逻辑:米纳斯吉拉斯州是巴西与中国及金砖国家经济关联最密切的州之一,中国吸收了该州近40%的出口总额,仅铁矿石一项每年对华出口额就高达数百亿美元。泽马在州长任内积极对华招商,率团访华推介“锂谷”项目,并引入比亚迪等中企参与锂资源开发。当面对“退出金砖是否会导致中国报复”的质疑时,他的回应是反复保证“绝对不会舍弃中国”“中国是值得铺上红地毯对待的大买家”。这种自相矛盾暴露了“退出金砖”主张的表演性质:它是在票决政治中为博取特定选民群体关注而制造的话题,而非具有政策可行性的选项。

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核心竞选团队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更为谨慎。有分析指出,即便弗拉维奥胜选,其外交路线预计将与其父2019至2022年执政期间类似——要求金砖更多聚焦务实经贸合作,但不会退出金砖。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巴西任何具有实际政治力量的阵营都难以承受放弃金砖的战略成本。金砖新开发银行为巴西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替代性融资渠道,金砖框架下的农业和矿业合作直接服务于巴西的出口利益,而金砖作为全球南方代言人的身份为巴西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等议题上提供了集体议价能力。这些收益不因政府更迭而消失,任何理性的巴西政府都不会主动放弃。

尽管如此,卢拉的胜选仍然消除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如果弗拉维奥当选,即便巴西不正式退出金砖,其参与程度的降低仍可能使巴西在金砖内部从“积极的桥梁”退化为“被动的旁观者”。弗拉维奥阵营与华盛顿的紧密联系——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在特朗普圈子中的长期经营、弗拉维奥本人与万斯和鲁比奥的直接会晤——意味着一个弗拉维奥政府将在金砖议程中面临来自美国的隐性压力,使其在去美元化、支付体系多元化、本币结算等俄罗斯最为关切的议题上采取更为消极的立场。卢拉连任消除了这一情景。巴西将继续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参与金砖议程,继续在新开发银行中扮演角色,继续在2026年印度主席国期间和此后的轮值周期中保持功能性的参与。对于莫斯科而言,这意味着金砖内部一个关键节点的稳定性得到了至少四年的保障。

(1)巴西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积极不结盟”立场价值

巴西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对俄罗斯而言具有一种微妙但真实的价值。卢拉政府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但拒绝加入西方对俄制裁,同时积极推动和平谈判的倡议。这一立场的核心特征——既不是西方的附庸,也不是莫斯科的盟友——使巴西在金砖内部和全球南方中保持了可信的调解者形象。

卢拉的核心盟友、劳工党首席意识形态理论家若泽·迪尔塞乌在选前接受塔斯社采访时,对巴西的立场做出了清晰的表述:卢拉“从冲突的第一天起就与莫斯科、北京和基辅保持着持续对话”,巴西的立场“根植于宪法,宪法明确要求促进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和对其他国家主权的尊重”。迪尔塞乌进一步指出,“任何潜在的和平协议都必须保障俄罗斯的核心战略和防御利益,正如它必须确保所有相关方的安全一样”。这一表述在国际比较中值得注意:它没有采用西方话语中“俄罗斯必须失败”的框架,而是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置于和平协议的必要条件之中。对于莫斯科而言,一个在金砖内部和全球南方中持有这种立场的巴西,其外交价值远高于一个完全追随西方制裁路线的巴西。

但这一价值的限度同样需要正视。巴西的“积极不结盟”立场,其首要受众是国内选民和全球南方伙伴,而非莫斯科。卢拉推动和平倡议的动力来自巴西外交的自主传统和对全球治理改革议程的承诺,而非对俄罗斯利益的特殊关照。迪尔塞乌在采访中明确表示,巴西对冲突的关切包括其“对全球经济的严重影响,尤其是对欧洲的影响”——这一关切框架与俄罗斯的叙事并不重合。巴西不会为了俄罗斯的利益而在金砖议程中采取与中国或印度对立的立场,也不会在制裁问题上为俄罗斯提供任何实质性掩护。卢拉连任保障了巴西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转向“亲西方”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巴西会成为俄罗斯在该议题上的外交资产。它是一种防御性的收益:莫斯科不必担心失去一个相对中立的对话方,但它也不能指望这个对话方为自己争取什么。

(二)俄巴关系的有限性

将俄罗斯从卢拉胜选中获得的收益称为“间接的”,其最根本的依据在于俄巴双边关系的物质基础过于薄弱,无法支撑任何具有战略意义的直接合作升级。这不是政治意愿的问题,而是贸易结构的问题。

1.贸易体量不足的结构性约束

2025年俄巴双边贸易额为109亿美元,较2024年的124亿美元下降了约12%。这一数字需要放在比较视野中才能理解其分量:同年巴中贸易额为1710亿美元,巴美贸易额在700亿美元以上。俄巴贸易额不到巴中贸易额的十五分之一,在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位居中国、美国、德国、阿根廷之后,排在第五位。对于一个声称拥有“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而言,这一贸易体量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制约:它意味着俄巴关系缺乏足够的经济利益密度来驱动政治关系的实质性深化。

贸易结构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制约。俄罗斯对巴西出口的约90%为石油产品和化肥,巴西对俄出口的85%为农产品(咖啡、大豆、肉类)。这是一种典型的互补性初级产品交换,其扩展空间受制于两类商品的全球供需格局和价格波动,而非政策选择。2026年2月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八届俄巴高级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将这一贸易额称为“重要但有限”,并明确表示“挑战是清晰的:以更大的平衡和更高的附加值实现增长”。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则强调了扩大本币结算和发展独立支付架构的必要性。双方都清楚问题所在,也都清楚解决方案不在双边层面——贸易结构的升级需要投资和技术合作,而俄罗斯在巴西的投资规模远不足以改变贸易格局。

更深层的结构性约束在于,俄罗斯在巴西经济中的存在无法与中国或美国相提并论。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源之一、绿色技术的主要供应方。美国是巴西第二大贸易伙伴、安全合作的传统伙伴、以及巴西精英阶层文化与教育联系的主要目的地。俄罗斯与巴西的关系集中在两个狭窄的领域:化肥供应(俄罗斯满足巴西农业市场约30%的需求)和柴油出口。这两个领域固然重要,但它们不构成一种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关系密度。当巴西在关键议题上需要外部支持或面临外部压力时,俄罗斯能够提供的实质性帮助极为有限。

(1)俄罗斯在巴西外交优先级中的次位位置

这一贸易格局直接映射到巴西外交的优先级排序中。在卢拉第四任期的外交议程上,美国和中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对美关系涉及关税谈判、司法主权争议的管理以及西半球安全环境的塑造;对华关系涉及贸易连续性的保障、稀土加工合作的谈判以及金砖议程的协调。欧盟涉及南方共同市场协定的批准前景和气候治理的合作。甚至阿根廷和南方共同市场伙伴在贸易和地区一体化议题上的优先级,也高于俄罗斯。

俄罗斯在巴西外交中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多边框架内的伙伴”而非“双边议程上的优先方”。巴西在联合国、金砖、G20等多边场合与俄罗斯保持协调,在乌克兰问题上维持对话渠道,在化肥和能源贸易上保持务实合作——这些都是真实的关系内容,但它们不要求巴西在外交资源和政治资本上做出重大投入。卢拉不需要为对俄关系花费他在对美或对华关系上同等的时间和精力。这种不对称的优先级排序,是俄巴关系“有限性”的最直接体现。

迪尔塞乌在选前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巴西将“全面扩大与莫斯科在经济、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合作”,并“更积极地利用金砖平台”,还特别提到巴西“极其需要俄罗斯在核能领域的经验”。这些表态反映了劳工党核心圈子对深化对俄关系的真实意愿。但意愿与能力之间的鸿沟,由贸易数据、投资流量和外交资源的分配所划定。卢拉第四任期可能会在核能合作、化肥投资或本币结算安排上取得一些技术性进展,但这些进展的规模和影响,无法改变俄巴关系在巴西外交版图中的次位位置。

小结

将俄罗斯的收益置于中美博弈的宏观框架中审视,一个更具结构性的判断浮现出来:莫斯科从卢拉胜选中获得的主要是“防御性收益”而非“进取性收益”。防御性收益的含义是,一个不利的情景被避免了——巴西没有转向一个可能削弱金砖、在乌克兰问题上倒向西方、并与华盛顿形成更紧密战略协调的政府。这一避免对俄罗斯具有真实的价值,尤其是在其承受西方全面制裁、对多边平台依赖加深的当下。但进取性收益——俄巴关系的实质性升级、巴西在关键议题上为俄罗斯提供外交掩护、或者俄罗斯在巴西获得排他性的经济或战略立足点——则完全不在视野之内。

这一判断的更深层含义在于,俄罗斯在巴西的影响力存在一个由贸易结构和地理距离共同设定的天花板,而卢拉的胜选并未改变这一天花板的高度。它只是确保了巴西不会主动将天花板进一步压低。对于莫斯科而言,这已经足够——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一个不被削弱的金砖和一个不在乌克兰问题上转向的巴西,本身就是需要珍惜的资产。但对于任何试图从卢拉胜选中读取“俄罗斯在拉美影响力上升”信号的分析而言,俄巴贸易额不到巴中贸易额十五分之一这一事实,是最有力的反驳。卢拉的外交哲学是“与所有人平等对话”,而在这个“所有人”的排序中,莫斯科的位置由贸易数据和战略必要性共同决定,而非由意识形态亲疏或历史情谊所左右。

四、对欧洲:喘息而非胜利

欧洲对卢拉胜选的反应,是四方中最具矛盾性的。布鲁塞尔和多数欧盟成员国政府欢迎一个愿意在气候议题上合作、支持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定的巴西总统;但欧洲内部对协定本身的抵触——尤其是法国的农业保护主义——并未因为卢拉的胜选而消解。卢拉的存在使协定免于在政治层面被宣告死亡,但并未使其获得生命。将欧洲的收益界定为“喘息而非胜利”,其精确含义是:卢拉的胜选为欧盟争取到了时间,使一项本已悬置的议程得以在临时生效的脆弱状态下继续存在,但它并未改变欧洲内部反对该协定的结构性力量,也未改变欧洲在巴西经济存在中被中国系统性稀释的长期趋势。对于布鲁塞尔而言,卢拉是一个有用的对话者,但不是一个能够替欧洲解决其内部矛盾的盟友。

(一)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定的“存活”与“悬置”

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的状态,在卢拉胜选后可以被精确地描述为“存活但悬置”。协定于2026年1月17日在亚松森签署,5月1日开始临时生效,关税降低和市场准入的初步安排启动。南共市四国——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均已完成批准程序,巴西国会在3月17日通过了协定,副总统阿尔克明称其为“经济政策工具,也是外交政策工具”。从南共市一侧看,协定的批准已经完成。

但协定的正式生效仍需欧洲议会批准,而这一程序在卢拉胜选后依然悬而未决。欧洲议会在2026年1月以334票对324票、11票弃权的微弱多数,通过了一项动议,将协定提交欧盟法院审查其是否符合欧盟条约,尤其是《欧洲绿色协议》所确立的环境与气候标准。这一程序通常需要18至24个月,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最终表决在2027年底之前几乎不可能发生。在此期间,协定的临时生效状态将维持,但其法律基础是脆弱的,其政治前景是不确定的。

卢拉的胜选在这一格局中的意义,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来评估。消极层面:它避免了最坏情景。如果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当选,其政府对亚马逊执法和气候承诺的可能削弱将使协定在欧洲议会的批准前景进一步黯淡。法国等国的反对者将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新论据:巴西政府本身就不值得信任,为什么要用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来奖励它?卢拉的存在移除了这一论据。积极层面:它为协定支持者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叙事——巴西有一个愿意在气候议题上合作的政府,欧洲的关切可以被纳入双边对话而非成为否决的理由。2025年COP30在贝伦的召开,以及卢拉政府在此期间展示的气候外交姿态,为这一叙事提供了素材。

但卢拉所能提供的保障是有限度的,而限度的大小取决于欧洲内部政治力量对比,而非巴西的行为。

1.卢拉胜选对协定政治合法性的最低限度保障

“最低限度保障”这一表述的审慎性,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协定的批准权在欧洲议会和成员国手中,而非在巴西利亚。卢拉能够做的,是确保巴西不成为协定反对者的论据;他不能做的,是替协定支持者创造他们尚不具备的多数。

从欧洲议会1月的投票结果来看,协定的支持基础极为薄弱。334票反对提交司法审查,324票赞成,11票弃权。这意味着支持协定的议员在议会中甚至不占稳定多数。投赞成票的议员来自左翼党团、绿党和部分自由派,其动机并非支持自由贸易本身,而是对协定的环境标准存疑。法国各政治派别的欧洲议会议员在这一议题上形成了罕见的跨党派联盟,共同推动了对协定的程序性阻挠。这一联盟的基础是法国农业利益,而非对巴西政治体制的评判。卢拉胜选不会改变法国农民对南美牛肉和糖的竞争焦虑,也不会改变法国议员在这一议题上的投票行为。

更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之间的张力。冯德莱恩在议会投票后仍坚持推动协定的临时生效,其动力来自德国、西班牙等成员国对开拓新市场的迫切需求。2026年第一季度欧盟GDP环比仅增长0.1%,美国对欧盟汽车关税的威胁升至25%,跨大西洋经贸摩擦持续升温。在这一背景下,南共市协定被视为欧盟对冲外部压力的关键工具之一。德国总理默茨对欧洲议会的阻挠公开表示“令人遗憾”,称其“没有考虑地缘政治形势”。这一分歧意味着,即便卢拉胜选为协定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层面的最低保障,协定的命运仍取决于欧盟内部机构间和成员国间的博弈,而这场博弈的结果在2027年之前难以明朗。

从巴西的视角看,卢拉胜选对协定存续的保障是真实的但有限的。它确保了南共市一侧的批准进程不会因为巴西政府的更迭而中断或逆转,但它无法加速欧洲一侧的批准进程,也无法消解法国农业保护主义的阻力。协定将在一个“存活但悬置”的状态中度过卢拉第四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其最终命运取决于欧洲法院的裁决、欧洲议会选举周期的节奏,以及欧盟在跨大西洋经贸压力下对自贸协定战略价值的重新评估。

(1)欧洲议会批准程序的不确定性

欧洲议会批准程序的不确定性,在卢拉胜选后不是减少了,而是变得更加复杂。司法审查的启动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欧洲议会中的足够多数认为,协定与欧盟条约的兼容性存在需要法院裁定的疑问。这一疑问的核心在于,协定的贸易自由化条款是否与欧盟在《欧洲绿色协议》下的环境承诺相冲突。绿党和左翼党团的议员主张,南共市国家的环境标准(尤其是巴西的森林保护执法)不足以防止“生态倾销”,而协定中现有的保障条款不足以应对这一风险。

这一法律争议的实质,是欧盟贸易政策中一个更深层矛盾的体现:自由贸易的扩张逻辑与气候治理的规范逻辑之间的张力。卢拉的胜选使巴西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意愿有所提升,但这并不能解决法律争议本身。法院审查的对象是协定文本,而非巴西政府的实际行为。即便卢拉在亚马逊执法上做出新的承诺,这些承诺也不在协定文本之中,因而不构成法院裁决的依据。协定中现有的环境条款——包括欧盟委员会在签署时附加的可持续性声明——是否足以满足欧盟条约的要求,是一个由法官而非外交官回答的问题。

在这一法律程序之外,还有一个政治时间表的问题。欧洲议会的选举周期意味着,协定的最终表决可能被推迟到2029年之后,即卢拉第四任期的末期。如果届时欧洲议会的政治构成发生变化,或者法国农业游说的压力因国内政治变动而减弱或增强,协定的前景将随之改变。卢拉胜选为协定争取到的,正是在这一漫长而不确定的时间表中的“存活权”,而非任何加速或保障其通过的承诺。

(2)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农业保护主义阻力

法国和意大利的农业保护主义,是协定面临的最直接、最持久的阻力。这一阻力的逻辑不依赖于巴西政府的气候立场,也不因卢拉的胜选而减弱。它的根源在于欧洲农业部门对南美农产品竞争的结构性焦虑,以及这种焦虑在欧盟决策体系中的超额代表性。

法国的立场最为明确。法国政府在欧洲议会投票前已重申反对协定,农业部长热纳瓦尔表示,即使欧盟成员国支持该协定,法国也将在欧洲议会继续反对。法国农民的抗议在投票前夕发生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等地,其政治信号是清晰的:协定对法国农业部门的冲击,在法国国内政治中具有不成比例的敏感性。法国作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其反对虽然不足以单独阻止协定(协定需要成员国多数而非全体一致),但足以使批准进程在政治上付出高昂代价。

意大利的位置更为微妙。作为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立场在2026年1月的成员国表决中被视为“关键一票”,因为它的支持意味着欧盟将获得批准协定所需的票数,无论法国反对与否。但意大利并非无条件支持。意大利农业部长洛洛布里吉达在表决前表示,意方希望修订协定中旨在保护欧盟本土农民利益的“保障条款”,将触发保障措施的进口增幅或价格跌幅门槛从8%调低至5%。这一要求如果得到满足,将显著提高协定对南美农产品出口的限制力度,从而削弱协定对巴西农业部门的经济价值。如果得不到满足,意大利的立场可能在欧洲议会的最终表决中转向反对。

法国和意大利的阻力揭示了一个对卢拉政府具有实际含义的结构性事实:欧盟—南共市协定的命运,取决于欧洲农业部门与欧洲自由贸易议程之间的力量对比,而非取决于巴西政府的行为。卢拉可以在亚马逊执法上做得更多,可以在气候外交上更积极,可以在与欧盟的对话中展现更大的合作意愿。这些努力对协定支持者是有用的,但它们不会改变法国农民对南美牛肉的竞争焦虑,也不会改变意大利农业部长对保障条款的技术性要求。卢拉胜选为协定提供的政治合法性保障,其上限由欧洲内部政治决定,而这一上限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较低的。

(二)欧洲在巴西绿色转型中的竞争劣势

如果说协定问题代表的是欧洲在制度层面的困境,那么绿色转型中的竞争劣势代表的则是欧洲在物质层面的困境。这一困境的严重性在卢拉胜选后不会减轻,因为它的根源不在于巴西的政治意愿,而在于欧洲企业与中国企业在巴西市场上的成本、规模和交付能力差距。卢拉欢迎欧洲的投资和技术,但巴西的能源转型将由经济理性而非外交亲疏来驱动。

1.中国在光伏、电动车领域的先发优势

中国在巴西绿色技术市场的存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被称为“结构性主导”的程度。巴中企业家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巴西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中99%来自中国,电动化汽车中88%来自中国,电动摩托车96%,电池63%。这些数字不是政策安排的结果,而是由成本、规模和供应链成熟度共同塑造的市场事实。

电动车领域的案例尤为具有说明性。2026年1月至4月,中国品牌汽车在巴西进口汽车销量中占比达47.7%,比亚迪在4月的零售份额达到12.8%,成为当月巴西销量最高的品牌,超过大众和通用等传统车企。这一市场地位的建立,发生在中国车企尚未大规模启动本地化生产之前。比亚迪在巴伊亚州卡马萨里的工厂于2025年投产,初期以半散件和全散件模式运营,但其市场影响力已经通过进口和组装模式充分释放。巴西政府从2026年7月起将整车进口关税提升至35%,并以配额方式对散件进口提供过渡期安排,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迫使车企本地化,而非排除中国车企。比亚迪已宣布在2026年下半年将生产阶段升级至包括焊接、涂装和电池组装在内的更复杂环节,其工厂产能计划从15万辆翻倍至30万辆。

光伏领域的格局类似但更为极端。99%的进口占比意味着,巴西的太阳能部署在设备层面几乎完全依赖中国供应。这一依赖没有引起巴西国内政治的显著反弹,原因在于光伏组件的成本下降是巴西可再生能源扩张的物质前提。如果排除中国组件,巴西的太阳能装机成本将显著上升,其能源转型的时间表将被迫延长。卢拉政府没有动机推动这样的结果,也没有来自国内政治力量的压力要求它这样做。

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对欧洲而言构成了一种难以逆转的竞争劣势。欧洲企业并非没有技术能力——在风电、电网设备和部分高端制造领域,欧洲企业仍有竞争力——但在光伏组件和电动车这两个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欧洲产品的成本结构无法与中国产品匹敌。欧盟的贸易政策工具(关税、反补贴调查)可以在欧洲市场内部改变竞争条件,但它们无法在巴西市场发挥作用,因为巴西不实施与欧盟相同的贸易救济措施。当巴西消费者和企业在中国产品与欧洲产品之间做选择时,价格和交付时间决定结果,而中国在这些维度上的优势是系统性的。

(1)欧盟“全球门户”对拉美投入不足的结构性短板

欧盟“全球门户”战略在拉美的投入规模,与中国在巴西的经济存在相比,存在一个数量级的差距。这一差距不是某一项目的延迟或某一资金的短缺,而是结构性的:欧洲的公共资金投入模式,无法与中国以商业信贷、企业投资和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模式竞争。

以2026年6月欧盟宣布的EllaLink海底光缆扩展项目为例。欧盟投资超过2.608亿欧元,将这条连接欧洲与拉美的光缆延伸至巴西北部的帕拉州和马拉尼昂州,并新增连接法属圭亚那和加勒比地区的线路。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EllaLink是首条直接连接欧洲和拉美且不途经北美的海底光缆,其地缘政治含义不言自明。但2.6亿欧元的规模,与中国在巴西电力行业累计约365亿美元的投资相比,不到百分之一。中国对巴西电力行业的投资几乎全部投向清洁能源,覆盖水电、风电、光伏和输电网络。这一投资存量所创造的就业、税收和基础设施,是任何欧洲单笔项目无法比拟的。

“全球门户”的结构性短板在于其融资模式。欧盟的投入以赠款、担保和技术援助为主,辅以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但总体规模受制于成员国出资意愿和预算周期。中国的模式则是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提供大规模信贷,辅以商业银行融资和企业自有资本,形成一个从项目识别到建设运营的完整链条。在巴西这样的中等收入大国,东道国政府更关心的是项目能否按时完工、资金能否到位、成本是否可控,而非融资来源的规范性叙事。中国的模式在这些维度上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而“全球门户”在拉美的项目往往规模较小、周期较长、附加条件较多。

这一差距在卢拉第四任期内不会显著缩小。欧盟的财政空间受制于成员国对共同债务和预算扩张的抵触,而“全球门户”在拉美的优先次序也排在非洲和西巴尔干之后。卢拉政府欢迎欧洲的投资,但不会等待欧洲的资金。当巴西的能源转型和基础设施需求在时间上具有紧迫性时,中国的融资和设备供应是现成的选项,而欧洲的承诺往往需要数年才能转化为实际的项目动工。这一时间差本身,就是欧洲竞争劣势的最直观体现。

小结

将欧洲的处境置于中美博弈的宏观框架中审视,一个更具结构性的判断浮现出来:卢拉的胜选为欧洲保留了在巴西的制度性存在,但未能改变这种存在被中国系统性稀释的趋势。欧盟—南共市协定是这一制度性存在的法律载体,其“存活但悬置”的状态精确地反映了欧洲在巴西影响力的当前形态:它不会被宣布死亡,因为欧洲的市场和规范仍然具有吸引力;它也不会获得生命,因为欧洲内部的农业保护主义和机构间博弈使其无法以完整形态运作。卢拉是一个有用的对话者——他愿意与欧洲谈气候、谈贸易、谈亚马逊——但他不是欧洲在巴西影响力的创造者。欧洲在巴西的存在感,最终将由欧洲企业能否在成本上与中国竞争、欧洲的融资能否在速度上满足巴西的需求、以及欧洲的政治体系能否克服内部阻力来定义。卢拉的胜选没有改变这三个变量中的任何一个。它只是确保了一个事实:在巴西利亚,仍然有人愿意接听布鲁塞尔的电话。对于欧洲而言,这已经是一种需要珍惜的处境,但它远非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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