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熙:《2026卢拉胜选报告》(二)
  日期 2026-10-28      作者 李国熙      编辑 云阿云智库●大国关系研究院  

《2026卢拉胜选报告》

导读:2026年10月25日,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以卢拉51.79%对弗拉维奥·博索纳罗48.21%的结果落幕。这一结果的意义远超巴西国界。本报告以全球大国博弈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卢拉胜选的战略意涵、选战机理与后续约束,力求为理解2027年后西半球地缘格局提供一个兼顾宏观结构与微观策略的分析文本。报告全文1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2026卢拉胜选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科技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27日星期二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一章

全球地缘格局中的巴西:

中美博弈的结构性背景分析

将2026年巴西大选置于全球地缘博弈的坐标系中考察,首先需要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巴西何以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在拉美的关键节点?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能仅从巴西自身的经济体量或资源禀赋中寻找,而必须追溯到西半球国际秩序的结构性变迁,以及中美两国在该地区存在形态的根本性差异。本章的任务,是在展开卢拉胜选的战略影响分析之前,先行勾勒出巴西所处的地缘结构框架:美国如何重新定义其在西半球的角色,中国如何以不同于传统霸权的形态嵌入拉美经济肌理,以及巴西在这一双重压力之下所占据的独特位置。

一、西半球的“去后院化”与大国竞争回归

“后院”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心与边缘、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秩序制定者与秩序接受者。冷战期间,美国以泛美体系、军事基地网络、经济援助和政治干预的组合拳,将拉美锁定在这一角色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中东和亚太转移,拉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战略假期”:华盛顿的关注度下降,地区一体化进程加速,左翼政府成批上台,中国贸易和投资大规模涌入。这一时期常被描述为拉美的“去美国化”,但更准确的表述或许是“去后院化”——拉美国家并未摆脱美国的结构性影响,但确实获得了在华盛顿注意力分散条件下拓展对外关系空间的机会。

这一“假期”在2025年戛然而止。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拉美政策,以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宣示了“后院”逻辑的回归,但其手段和逻辑与冷战时期已有显著不同。

(一)门罗主义遗产与特朗普2.0的拉美政策转向

1.美国对拉政策从“贸易优先”向“安全—资源复合施压”的演变

要理解特朗普2.0拉美政策的特殊性,需要将其置于美国对拉政策的历史谱系中加以审视。冷战时期,美国对拉政策的核心逻辑是安全:遏制共产主义渗透、维持亲美政权稳定、通过军事援助和政变干预确保地区秩序符合华盛顿的战略利益。冷战结束后,这一逻辑让位于贸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扩展、与智利和秘鲁等国的双边自贸协定、对巴西等新兴市场的商业外交,构成了美国拉美政策的主轴。安全关切并未消失,但退居次要位置。

2025年12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标志着这一平衡的根本性重置。报告将西半球列为“战略优先级最高的区域”,定义为“美国本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并首次为该区域制定专属战略,宣称将“强化安全主导权”,包括调回部分全球军事资源、加强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的联合巡逻、必要时使用致命武力打击贩毒集团,以及“阻止域外国家控制该区域港口、能源设施等关键安全资产”。新华社的报道进一步指出,报告明确宣称“美国必须在西半球保持首要地位”,确保在拉美“持续享有对关键战略要地的使用权”。

这一表述的关键词是“域外国家”与“关键安全资产”。前者在政策语境中指向中国,后者则涵盖了港口、能源基础设施、电信网络以及矿产资源。换言之,特朗普2.0的拉美政策不再将贸易视为独立议题,而是将经济关系、安全存在与资源控制整合进一个复合施压框架。贸易不再是目的,而是杠杆;关税不再是经济政策工具,而是政治条件性的载体。这一转向的实质,是将拉美重新纳入大国竞争的前线,而不再是美国商业外交的延伸地带。

这一政策转向的执行力度在2026年初得到充分展示。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代号“绝对决心”的突袭行动,出动特种部队强行控制马杜罗总统夫妇并移送出境,行动筹备历时数月,涉及中央情报局线人渗透、隐形无人机监视、多型战机从西半球20个基地起飞等复杂安排。这一行动的象征意义远超其军事价值:它向整个拉美地区宣示,华盛顿愿意且能够在西半球使用武力达成政治目标,而“域外国家”在该地区的战略资产同样处于这一武力投射的阴影之下。

(1)关税工具与政治条件性的挂钩机制

在这一复合施压框架中,关税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功能。2025年8月6日,美国将对巴西的关税税率上调至50%,使其与印度同处美国全球最高关税档位。这一举措的特殊性不在于税率本身——特朗普政府此前已对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而在于其公开宣示的条件性。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前顾问斯蒂芬·班农对巴西媒体明确表示,如果撤销对博索纳罗的起诉,美国将取消关税。白宫在关税声明中接受了博索纳罗美国盟友的论调,将巴西最高法院对其政变未遂案的审判描述为“蓄意破坏法治”和“出于政治动机的恐吓”。

将关税与第三国司法程序直接挂钩,在现代国际贸易关系中是极为罕见的操作。它打破了贸易政策与司法主权之间长期维持的形式边界,将经济制裁转化为对特定政治结果的直接索取。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对此的评价是:美国干涉拉美各国政府事务的历史由来已久,但特朗普最近的举动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判断的分量在于,列维茨基并非以反美立场著称的评论者,而是一位长期研究民主制度与威权主义问题的主流比较政治学者。

这一挂钩机制的政治逻辑与选举逻辑是重合的。博索纳罗因策划政变被判处27年零3个月监禁,其案件审理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成为美方制裁的直接目标:2025年7月,美国财政部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德莫赖斯实施制裁;9月,制裁范围扩大至德莫赖斯的妻子、巴西总检察长若热·梅西亚斯以及另外5名司法官员,同时吊销了相关人员的美国签证。巴西政府对此的回应是明确而强硬的:“巴西不会屈服于又一次侵略”。这种针对司法人员的定向制裁,其目标并非改变某一具体判决,而是通过制造个人层面的痛苦来动摇巴西司法系统的抵抗意志,并为博索纳罗阵营制造“外部救星”的政治叙事。

然而,这一策略的效果从一开始就存在内在矛盾。关税与制裁的施压对象是卢拉政府,但施压所追求的目标——释放博索纳罗——在巴西宪政框架下是行政部门无法单方面实现的。负责外交关系的巴西行政部门无法控制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法官已公开表示不会屈服于政治压力。美国美洲对话组织的布鲁纳·桑托斯对此的评论切中要害:“对卢拉的要求是无法实现的。”这意味着,施压的强度与目标的可行性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华盛顿越是用力,越是将卢拉政府置于一个无法让步的位置,而无法让步又反过来被解读为“顽固”或“反美”,从而为进一步施压提供借口。

更重要的是,这一施压策略在巴西国内政治中产生了设计者未曾预料的反向动员效应。当美国以关税和制裁为工具要求巴西改变司法判决时,卢拉阵营获得了一个现成的竞选框架:将选举重新定义为“主权干涉”的对决。关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制裁每扩大一个名字,这个框架的说服力就增强一分。其根源在此已经清晰:美国将贸易与司法挂钩的操作,虽然在短期内对巴西经济造成了实质性压力,却在政治层面为卢拉提供了其连任竞选中最有效的动员资源。

(2)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司法案件的外交介入及其反效果

美国对博索纳罗案件的外交介入,其深度和制度化程度在美拉关系史上是罕见的。这一介入的核心通道并非传统的外交渠道,而是博索纳罗家族与美国保守派政治网络之间的私人关系。博索纳罗的第三子、联邦众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自2025年2月起移居美国,成为连接巴西极右翼与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核心人物。他在特朗普圈子中长期经营关系,其努力在2025年产生了实质性成果:美国对巴西法官的制裁、关税的加征以及签证的限制,均与爱德华多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存在时间上的对应关系。俄克拉何马大学国际与巴西研究教授法比奥·席尔瓦对此的评估是:“这表明博索纳罗支持者与美国共和党各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协调,这是一种从外部向巴西民主施压的策略。”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奥利弗·施廷克尔则指出了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巴西的外交传统是在华盛顿保持低调,这种“真空状态”为爱德华多在共和党人和特朗普亲信中“散布关于巴西的扭曲言论创造了机会”。这一观察揭示了巴西对美外交的一个深层弱点:与在华盛顿拥有成熟游说网络和长期人脉积累的以色列、日本甚至部分拉美国家相比,巴西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存在感长期不足。当博索纳罗家族以高度个人化的方式填补这一空白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关于巴西的信息环境便被系统性地扭曲了。

然而,这一介入策略在2025年底出现了显著松动。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12月12日,美国财政部取消了对德莫赖斯法官的制裁,而此时距其实施制裁尚不足五个月。报道明确指出,这一反转“表明特朗普对巴西总统卢拉产生好感的速度有多么快,也表明他不再积极保护卢拉的右翼前任”。与此同时,美国已开始取消对巴西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卢拉本人对此表示欢迎,并透露他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曾一再要求取消制裁。

这一转向的时机值得仔细审视。它发生在2026年巴西大选竞选周期正式启动之前,发生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之后,也发生在特朗普政府开始将战略注意力集中于更广泛的中美博弈议程之际。可能的解释包括:华盛顿意识到对博索纳罗的过度绑定正在损害其在巴西的整体利益;关税与制裁未能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反而巩固了卢拉的地位;或者,特朗普本人对博索纳罗的兴趣——建立在“同受政治迫害”的类比之上——随着博索纳罗案件的尘埃落定而自然消退。

无论原因为何,这一转向的后果是深远的。它在巴西右翼阵营中制造了被抛弃的焦虑,削弱了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我能搞定华盛顿”这一核心竞选论点的可信度。同时,它也为卢拉提供了一个外交上的“胜利叙事”:通过直接与特朗普沟通,他实现了制裁的解除和关税的回落,证明了自己能够在维护主权尊严的同时管理与美国的关系。这一叙事虽然无法完全抵消右翼在安全和经济议题上的攻击,但它有效地消解了“卢拉反美导致巴西孤立”的指控。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美国对博索纳罗案件的外交介入留下了一个难以修复的遗产:它将美巴关系中的司法主权问题永久地武器化了。即便制裁已经解除、关税已经回落,巴西政治精英——包括右翼——都将记住一个事实:华盛顿愿意以经济制裁为工具干预巴西的司法进程。这一记忆将在未来的美巴互动中持续产生影响,使任何一位巴西总统在对美做出重大让步时都面临额外的国内政治成本。

(二)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形态:从贸易伙伴到基础设施—资源—技术复合体

与美国以安全—军事—制裁为核心的施压型存在不同,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形态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这种差异并非源于某种本质性的“中国模式”优越性,而是由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结构、历史关系和可用政策工具所塑造的。理解这一差异,是把握巴西在中美博弈中独特位置的关键。

1.巴西作为中国在拉美最大贸易伙伴的结构性地位

中巴贸易关系的规模本身即构成一种结构性事实。根据巴西-中国企业家委员会(CEBC)的数据,2025年巴西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71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一数字需要放在比较视野中才能充分理解其分量:它超过巴西与美国贸易额的两倍以上,使中国连续多年稳居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在巴西对外贸易的版图上,中国已不是一个“重要伙伴”之一,而是一个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单一节点。

这一贸易关系的驱动力是什么?答案在于高度集中的商品结构。2025年,巴西对华出口额达到1000亿美元,其中大豆占对华出口总额的约35%,约350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10%。除大豆外,出口清单以铁矿石、石油等采掘业产品为主。这种结构常被批评为“初级产品化”或“去工业化”的体现,但批评者往往低估了这一结构的互补刚性。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铁矿石进口国,其需求规模是任何其他市场无法替代的。巴西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和第二大铁矿石出口国,其供应能力同样是任何其他来源无法轻易替代的。这种双边依赖的不对称性固然存在——巴西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高于中国对巴西的依赖程度——但不对称并不等于脆弱。当一种贸易关系涉及数千万吨计的粮食和矿石流动时,它的中断对双方都意味着难以承受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这一贸易关系具有高度的政治韧性。它不依赖于两国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亲近,不附带政治条件性,也不因巴西国内政治周期的更迭而中断。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尽管其本人对北京抱有公开的怀疑态度,中巴贸易额仍持续增长。这一事实向巴西各政治力量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对华贸易是巴西经济的结构性需求,而非某一届政府的外交选择。正是这一信号,使得即便在巴西右翼阵营内部,对华关系也从未成为真正的攻击目标。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纲领中,对华议题的缺席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一个以“对抗左翼”为核心叙事的竞选中,攻击卢拉的对华政策本应是顺理成章的切入点,但这一攻击的缺席表明,对华贸易的国内政治基础过于稳固,难以被轻易动摇。

(1)大豆、铁矿石、石油的贸易互补刚性

大豆贸易的刚性值得单独分析。巴西大豆对华出口的规模不仅取决于中国的需求,还取决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因素:中国的耕地和水资源约束。中国每年需要进口约1亿吨大豆以满足饲料和食用油需求,而国内大豆产量长期徘徊在2000万吨以下。这一缺口只能通过进口填补,而巴西是全球唯一具备大规模增量供应能力的来源——美国大豆产量虽高,但国内消费和传统出口市场分流了相当份额,且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买家系统性地寻求巴西供应以分散风险。对于巴西而言,大豆种植带(主要位于马托格罗索州和帕拉纳州)的经济命脉与对华出口深度绑定。任何试图以政治手段干扰这一贸易流的巴西政府,都将面临农业州——恰恰是右翼政治力量最集中的地区——的激烈反弹。

铁矿石的逻辑类似但略有不同。巴西淡水河谷是全球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其产品在中国钢铁工业中占据重要位置,尤其是高品位矿在减排压力下对中国钢厂的吸引力上升。石油贸易则体现了新的增长极:巴西盐下层油田的产量持续攀升,而中国炼厂对巴西中质原油的加工需求稳定增长。这三类商品共同构成了一个三角结构,其稳定性不依赖于任何单一商品的价格周期,而是根植于两国经济结构的深层互补。

这一互补性的政治意涵在于:它为中巴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地缘政治风云的“压舱石”。当华盛顿以关税和制裁为工具对巴西施加压力时,北京不需要做出任何主动的战略动作,仅仅维持正常的贸易流动,就足以向巴西政治精英传递一个对比性信号:与中国的关系是收益性的、可预期的、不附带政治条件的;与美国的关系则可能是惩罚性的、不可预测的、附带要求的。这一对比并不必然使巴西“倒向”中国,但它确实使巴西在任何关于“选边”的成本—收益计算中,倾向于将中国置于一个更为舒适的位置。

(2)稀土与关键矿产在双边议程中的上升

如果说大豆和铁矿石代表的是中巴关系的“存量”,那么稀土与关键矿产则代表着一个正在快速上升的“增量”领域,其地缘政治敏感性远高于传统大宗商品。

巴西的稀土储量位居全球前列,但长期未得到系统性开发。这一局面在2024至2025年间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位于戈亚斯州的Pela Ema矿是南美最大的稀土矿,以富含镝、铽等重稀土元素而闻名,于2024年初启动商业化生产,当前年产量约为4000至5000吨稀土氧化物,预计到2027年达到6500吨的满产规模,并规划在2030年前将产能翻倍。这一开发进程背后,是中美两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主导权的激烈争夺。

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储量上,更体现在分离和加工环节的绝对优势。全球稀土分离产能的绝大部分位于中国境内,这意味着即便巴西将矿石开采出来,其加工环节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依赖中国设施。这一结构性现实使得中巴稀土关系天然具有互补性:巴西提供资源,中国提供加工能力和市场。然而,这一互补性正在受到来自西方方向的系统性挑战。

2025年,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批准向Pela Ema矿的运营方Serra Verde提供4.65亿美元贷款,用于矿山扩建和技术升级。上海有色金属网的报道明确指出,这一举措“不仅为Serra Verde提供了资金支持,更是一种战略背书,标志着该公司已被纳入西方的‘关键矿产安全’体系”。更具信号意义的是Serra Verde的合同策略调整:该公司已大幅缩短与中国加工企业的合同期限,将原本为期10年的供应协议重新谈判为2026年底到期,提前了约8年,明确表示此举旨在为“未来几年西方稀土分离产能建成后转向西方市场做好准备”。

这一案例浓缩了中美在巴西关键矿产领域博弈的基本形态。美国并不试图在巴西境内与中国进行直接的商业竞争——在稀土加工成本和技术方面,西方企业短期内无法与中国匹敌——而是通过金融工具(DFC贷款)和供应链重组(缩短对华合同、等待西方分离产能建成)来逐步构建一个“去中国化”的替代链条。这一策略的时间跨度以数年乃至十年计,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变量:西方分离产能能否按时建成并达到具有竞争力的成本水平,以及巴西政府是否愿意在政策层面配合这一供应链重组。

卢拉政府的立场在这一博弈中具有关键性。与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将北京视为“意识形态敌人”的立场不同,卢拉预计将利用中美双方对巴西稀土资源的兴趣,“为巴西争取最有利条件”。这意味着巴西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而是试图以资源为杠杆,同时从两方获取技术、资金和市场准入。这一策略的可行性取决于巴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矿产资源的主权控制转化为谈判筹码,同时也取决于中美两国谁能在巴西的产业政策框架内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条件。

将上述两个层面——传统大宗商品的贸易刚性与关键矿产的战略竞争——并置来看,中国在巴西的存在形态呈现出一个清晰的演进轨迹:从单纯的贸易伙伴,向基础设施投资、资源开发和加工技术合作的复合体扩展。这一扩展的速度和深度远不及中国在东南亚或非洲部分地区的存在,但它具有一个关键特征:它嵌入的是巴西经济中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部门,而非边缘性的商业机会。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巴西在中美博弈中的位置不同于拉美其他国家:它同时是美国安全战略的“关键资产”和中国资源—贸易链条的“关键节点”,而这两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卢拉第四任期外交政策的核心挑战。

二、巴西的战略资产:为何卢拉的去向牵动三方神经

巴西手中究竟握有哪些足以让华盛顿、北京和布鲁塞尔同时保持关注的战略资产?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能仅仅归结为“巴西很重要”这类同义反复。巴西的重要性必须被拆解为可辨识、可操作、可被大国纳入战略计算的具体要素。这些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以稀土为代表的关键矿产资源,以金砖机制为载体的制度性平台,以及以亚马逊为核心的生态治理话语权。三者共同构成了巴西在中美博弈中的议价基础,但它们的性质、可替代性和杠杆效力各不相同。

(一)稀土与关键矿产:中美技术竞争的巴西杠杆

在华盛顿和北京的战略规划者眼中,巴西稀土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储量数字本身,而在于它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中美技术竞争已经将关键矿产从商业议题提升为安全议题,而中国在加工环节的主导地位使任何寻求“去风险”的供应链重组都面临一个难以绕开的瓶颈。巴西恰好位于这个瓶颈的出口处。

1.巴西稀土储量的全球位次与开发潜力

巴西的稀土储量位居世界第二。圣保罗大学理工学院教授费尔南多·戈梅斯·兰德格拉夫的估算显示,巴西拥有全球约15%的已探明稀土储量,仅次于中国。若将尚处于地质评估阶段的项目纳入统计,这一比重还可能进一步上升。从地质禀赋的角度看,巴西具备成为全球稀土版图中重要一极的物质条件。

然而,储量与产量之间的鸿沟是理解巴西稀土战略价值的起点。巴西目前的稀土产量在全球总产量中的占比极低,有分析指出其份额大约仅为0.02%。这一数字与巴西的储量排名形成了刺眼的对比,也解释了为何巴西稀土开发在2023年后才真正进入国际视野。巴西国家矿业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共收到401份稀土勘探授权申请,而1975年至2020年的45年间累计申请总量仅有476份。这一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全球能源转型对钕、镨、镝、铽等稀土元素需求的持续攀升,以及主要消费国对供应链安全的焦虑。

勘探热潮并不等同于产能释放。巴西矿业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塞萨里奥的评估是,从探明储量到首次投产,巴西平均需要17.2年。这一时间尺度意味着,即便一切顺利,巴西稀土产量的实质性增长也要到2040年前后才能实现。更紧迫的瓶颈在于产业链的中下游环节。兰德格拉夫指出,巴西面临的关键挑战不仅是扩大开采规模,更重要的是建立从采矿、分离加工到磁体制造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巴西正在推进的米纳斯吉拉斯州磁体中试工厂,设计产能仅为每年100吨左右,且定位为工艺验证而非商业化生产。该工厂协调人法里亚的预期是:2028年底能用进口原料生产第一批产品,而实现从采矿、精炼到制磁的全链条自主生产,最早也要到2032至2035年。

这一时间表对于中美博弈的节奏而言具有关键含义。美国构建替代供应链的努力以数年为单位规划,而巴西的产业链建设以十年为单位推进。两者之间的时间错配,决定了巴西稀土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主要以矿石或初级精矿的形态进入全球市场,而非以高附加值的磁体或合金形态。这意味着巴西的议价空间主要集中在资源端,而非加工端。

(1)中国加工能力与巴西资源禀赋的互补与张力

中国在稀土加工环节的主导地位是一个结构性事实。中国稀土冶炼分离产能约占全球90%。这一比例意味着,全球每十吨稀土分离产能中,近九吨位于中国境内。海外多数国家开采的稀土精矿,绝大部分需要运输至中国完成提纯分离,自身无法独立完成全流程生产。这种加工能力的集中并非短期政策的结果,而是数十年技术积累、规模效应和产业配套共同塑造的格局。

对于巴西而言,这一格局呈现出一种双重性。从短期和中期看,巴西稀土矿石最经济、最现实的出路仍然是运往中国加工。中国拥有成熟的分离技术、规模化的产能和稳定的市场需求,这些都是西方在巴西境内或周边地区短期内无法复制的条件。中巴在稀土领域的互补性因此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巴西提供资源,中国提供加工能力和市场准入。

然而,这一互补性正在被有意识地削弱。以戈亚斯州Pela Ema矿的运营方Serra Verde为例,该公司已将其与中国加工企业的供应合同从原本的十年期缩短至2026年底到期,提前了约八年。这一调整的公开理由是等待西方稀土分离产能建成后转向西方市场。换言之,巴西稀土资源正在被纳入一个以“去中国化”为目标的供应链重组进程,尽管这一进程的节奏受制于西方加工产能的建设速度。

这一张力对卢拉政府构成了一个微妙的外交课题。巴西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但稀土供应链的物理属性使得“不选边”在操作层面面临困难:矿石流向哪里,加工环节在哪里完成,最终产品进入哪个市场,这些环节的选择本身就带有战略含义。卢拉预计将利用中美双方对巴西稀土资源的兴趣,“为巴西争取最有利条件”。这一策略的可行性取决于巴西能否将资源主权转化为谈判筹码,同时避免被任何一方视为不可靠的供应来源。

(2)美国构建“去中国化”矿产供应链的巴西缺口

美国在稀土领域的对华“去风险”战略,其核心逻辑并非在巴西与中国进行直接的商业竞争——在加工成本和技术方面,西方企业短期内难以匹敌中国——而是通过金融工具和供应链重组,逐步构建一个平行的替代链条。在这一战略中,巴西占据着一个结构性位置:它是少数同时具备储量规模、政治可操作性和地理分散性的稀土来源之一。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已向Serra Verde提供4.65亿美元贷款,用于Pela Ema矿的扩建和技术升级。上海有色金属网的分析指出,这一举措“标志着该公司已被纳入西方的‘关键矿产安全’体系”。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与商务部和本土稀土磁体企业Vulcan Elements及ReElement Technologies签署了总额14亿美元的协议,目标是建设年产1万吨磁体的美国本土产能。这些投资的时间尺度与巴西产业链建设的十年周期大致吻合,表明华盛顿的策略是耐心地培育一个从矿山到磁体的替代链条,而非追求短期内的供应链转移。

但这一策略面临一个内在矛盾:它需要巴西政府的配合,而巴西政府的配合意愿取决于美方能够提供什么。中国能够提供的是现成的加工能力和稳定的采购需求;美国能够提供的是金融支持和未来的市场准入承诺。在卢拉执政的条件下,巴西更可能采取一种对冲策略:接受美国的投资,但拒绝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利用美方的安全焦虑抬高要价,但不承诺在任何冲突情景下选边。这一策略的效力取决于巴西能否在两家之间维持一种“竞标”态势,而非被任何一方锁定。

(二)金砖机制与全球南方领导权

稀土代表的是物质性权力,金砖机制代表的则是制度性权力。巴西在这两个维度上的资产性质不同,但它们在卢拉的战略计算中相互关联:金砖平台为巴西在与中美谈判时提供了集体性的议价空间,而巴西的资源禀赋则增强了其在金砖内部的分量。

1.巴西在BRICS中的创始成员国角色

巴西是金砖国家机制的创始成员国之一。这一身份赋予巴西的不仅是制度参与权,更是一种象征性的地位:在金砖的五个原始成员中,巴西是唯一的拉美国家,也是唯一同时与美国保持深度经济关系、与中国保持最大贸易伙伴关系的成员。这一双重身份使巴西在金砖内部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它既不是中国或俄罗斯那样的“反西方”力量,也不是印度那样在东西方之间摇摆的平衡手,而是一个以“发展权”和“多极化”为核心诉求、但在具体议题上保持灵活性的参与者。

2025年,巴西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一年的主席国任期在多个意义上具有过渡性质:它承接了2024年俄罗斯主席国期间对去美元化和金融基础设施议题的强力推动,同时为2026年印度主席国更为低调、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接触的风格做了铺垫。有分析指出,巴西在2025年的主席国工作中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姿态,将金砖议程压缩在G20和COP30的日程缝隙之中。这一风格选择本身即是卢拉外交哲学的体现:金砖不是与西方对抗的工具,而是提升发展中国家议价能力的平台。

(1)卢拉连任对“巴西退出金砖”预期的消除

在2026年大选的竞选过程中,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阵营中不乏对金砖持怀疑甚至敌视态度的成员。博索纳罗家族与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紧密联系,以及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使得一种预期在选前逐渐成形:如果弗拉维奥胜选,巴西即使不正式退出金砖,也可能大幅降低对该机制的参与程度,使其在金砖内部的功能性角色趋于空洞化。

卢拉的胜选消除了这一预期。巴西将继续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参与金砖议程,继续在金砖新开发银行中扮演角色,继续在联合国、G20等多边场合以金砖成员的身份协调立场。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结果的战略价值不在于巴西会在金砖内部为中国的每一项倡议提供无条件支持——巴西在诸多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并不总是与中国一致——而在于金砖作为一个制度性框架的稳定性得到了保障。在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承受西方全面制裁、印度在金砖内部态度时有摇摆的背景下,巴西的连续性对于金砖作为多极秩序制度载体的存续具有不成比例的重要性。

(2)金砖扩员后巴西作为中国—全球南方桥梁的功能

金砖扩员是近年来该机制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新成员的加入扩大了金砖的地理覆盖和议题范围,但也增加了内部协调的复杂性。在这一背景下,巴西的功能变得更为微妙。中国在金砖内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与不同成员沟通、能够在“激进”与“温和”立场之间充当缓冲的伙伴。巴西恰好具备这一条件:它与非洲葡语国家有历史和文化纽带,与印度同为民主政体和发展中大国,与俄罗斯在能源和农业领域有务实合作,与中国则有不可替代的贸易关系。

这一桥梁功能并非巴西主动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其客观位置所决定的。卢拉的连任保障了这一功能的延续。如果弗拉维奥当选,巴西不仅不会充当桥梁,反而可能成为金砖内部的一个离心因素,使中国在协调金砖立场时面临额外的摩擦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拉胜选对中国在金砖框架内的战略舒适度具有直接的、可感知的改善。

然而,这一改善的限度同样需要正视。巴西在金砖内部的支持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卢拉政府支持多极化和去美元化的长期方向,但在具体操作上极为谨慎,避免采取可能触发美国报复的激进步骤。巴西不会为了金砖的团结而牺牲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也不会为了迎合中国而在金砖议程中放弃自身的优先事项。桥梁的功能是沟通,而非服从。

(三)亚马逊与气候治理:欧洲的关切与中美的差异化立场

如果说稀土和金砖分别代表巴西的物质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那么亚马逊则代表一种话语性权力——一种源于生态系统的全球公共品属性、但需要通过政治意志才能转化为实际影响力的权力。亚马逊使巴西在气候治理议程中占据了一个任何大国都无法忽视的位置,但这一位置的杠杆效力在不同行为体面前差异显著。

1.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定的气候条件性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协定谈判历时二十余年,其间的核心障碍之一始终是欧洲对亚马逊森林砍伐的关切。法国及部分欧洲国家将协定与巴西的气候承诺挂钩,要求巴西在森林保护和环境执法方面达到可验证的标准,才愿意推进批准程序。这一挂钩机制使亚马逊成为欧盟对巴西施加影响的主要杠杆。

2026年1月,欧盟与南共市在亚松森正式签署自贸协定。5月1日,协定开始临时生效,关税降低和市場准入的初步安排启动。但协定的正式生效仍需欧洲议会批准,而欧洲内部的分歧远未消解。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欧盟委员会在未获欧洲议会批准情况下启动临时实施的做法公开表示不满,称之为“很失礼”。法国农业界的担忧集中在南美农产品免税准入对欧洲农民利益的冲击,而环境标准问题则被用作强化这一保护主义立场的规范性话语。

在这一背景下,卢拉的胜选对协定存续的意义是双重的。从消极面看,它避免了最坏情景:如果弗拉维奥当选,其政府对亚马逊执法和气候承诺的可能削弱将使协定在欧洲议会的批准前景进一步黯淡,法国等国的反对将获得更强有力的论据。从积极面看,卢拉的存在为协定支持者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叙事:巴西有一个愿意在气候议题上合作的政府,欧洲的关切可以被纳入双边对话而非成为否决的理由。2025年COP30在贝伦的召开,以及卢拉政府在此期间展示的气候外交姿态,为这一叙事提供了素材。

但卢拉胜选所能提供的保障是有限度的。协定的批准权在欧洲议会和成员国手中,而非在巴西利亚。法国农业保护主义的逻辑不依赖于巴西政府的气候立场——即便卢拉在亚马逊问题上做得再多,法国农民对南美牛肉和糖的竞争焦虑也不会消失。亚马逊作为杠杆,其效力在欧盟内部被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所拉扯:环境关切推动更严格的条件性,而农业利益推动更彻底的阻挠。卢拉能够影响的只是前一种力量,对后一种力量几乎无能为力。

(2)中国在亚马逊问题上的“不干涉”立场及其比较优势

与欧盟将贸易准入与气候条件性挂钩的做法形成对照,中国在亚马逊问题上的立场呈现出一种刻意的低调。中国在COP30期间积极参与了气候议程,派出庞大代表团,展示可再生能源成就,推动绿色技术合作。但在亚马逊森林保护这一具体议题上,中国避免对巴西施加公开压力或将合作与环保条件挂钩。

这一立场的比较优势在巴西国内政治中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巴西右翼而言,欧洲的气候条件性被视为对国家主权的侵犯,是“外国人告诉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领土”的典型案例。中国的不干涉立场使北京在巴西关于亚马逊的国际争论中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它不被视为施压者,因而不成为民族主义话语的攻击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实际存在——电动车、光伏组件、风电设备——为巴西的能源转型提供了成本可承受的选项,而这些选项不附带森林砍伐的核查条款。

这一差异对中美博弈的含义值得仔细品味。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立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出现了显著后退,其对亚马逊的关切更多地被纳入安全框架——将环境治理失败视为地区不稳定和“域外国家”影响力扩张的温床——而非独立的规范性议程。欧盟则试图同时扮演规范倡导者和贸易谈判者的双重角色,其条件性策略在巴西国内政治中制造了持续的摩擦。中国的位置介于两者之间:它不承担规范性领导的负担,也不以条件性作为杠杆,而是以技术、贸易和投资的实际流动来维系关系。这种“低政治”路径在亚马逊议题上可能比欧盟的“高政治”条件性更为有效,因为它绕开了巴西国内政治中最为敏感的主权神经。

但这一路径也有其代价。中国在亚马逊问题上的低调使其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规范性话语中缺乏领导力。当巴西或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森林保护上发挥更大作用时,北京的不干涉立场可能被解读为缺乏担当。卢拉政府在与欧盟谈判时,中国的不干涉立场是一种便利;但在全球气候议程需要大国提供公共产品时,这一立场则可能成为一种局限。对于巴西而言,最理想的情景或许是:欧盟提供市场和规范合法性,中国提供技术和低成本解决方案,美国提供——至少在理论上——安全框架下的稳定预期。卢拉的外交艺术在于同时从三方获取收益而不被任何一方绑定,而这恰恰是2026年选举结果所保障的:一个愿意且有能力玩这场多边游戏的巴西总统,而非一个将国家命运押注于单一外部伙伴的领导人。

结论

将上述三类战略资产并置来看,巴西在中美博弈中的位置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的复杂性。稀土赋予巴西物质性的议价筹码,但其效力受制于产业链建设的漫长周期和中国在加工环节的压倒性存在。金砖机制赋予巴西制度性的平台价值,但其功能取决于巴西是否愿意且能够扮演桥梁而非选边者。亚马逊赋予巴西话语性的杠杆,但其在不同行为体面前的效果差异悬殊——对欧盟有效,对中国无效,对美国正在失效。卢拉胜选的意义,正在于它保障了巴西继续以这三种资产为筹码、在三大力量之间维持对冲姿态的政治条件。这一条件能维持多久,以及它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巴西的实际战略收益,取决于巴西在中美俄欧四方各自对选举结果战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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